1960年—1965年中非合作关系

1960年—1965年的中非合作关系比较密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苏关系破裂有较大关系。伊恩·泰勒指出，中国对非政策的转变与中苏分歧加剧的时间相一致，这意味着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成了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争执的焦点^[28]。通过发展与非洲的联系，北京意在加强其相对于苏联的地位，从受制的霸权中逃离出来。毛泽东构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意味着中国愿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北京因此寻求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加大了对非洲的介入力度^[29]。

在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中非关系开启了一段崭新而又独特的时期。1960年到1965年，中国外交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14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30]。在中国看来，尽管这些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它们也能对国际体系产生积极影响^[31]。

进入60年代，中非代表团互访和非洲领导人访华成功地助推中非关系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的数量激增，1959年10个，1960年增加到25个，到1962年更是增加到52个。非洲国家出访中国的代表团数量也迅速增加，1959年是50个，1960年达到98个^[3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Sekou Toure）访华，他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非洲领导人。杜尔总统的此次访问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北京第一次承诺对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一个分水岭^[33]。自此，非洲领导人对北京的访问开始增加，尼日利亚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前驻比利时大使阿拉巴·奥根桑沃（Alaba Ogunsanwo）指出，非洲领导人访问北京有三大重要意义：其一，表明中国领导人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与接受；其二，表明中国的外交行动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34]。其三，表明中国不再孤单，盟友遍布世界，成功打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阴谋^[35]。

1961年2月，亚非团结基金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会议指出，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非洲解放组织提供支持。该组织是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on）解放委员会的前身。中国是成员国之一，并被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国。参与该组织使中国更容易为其他各类组织所接受，这是中国与非洲建立和发展长期联系的一种有效方式^[36]。(https://www.daowen.com)

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37]，主要目的之一是向非洲国家解释中国的非洲政策并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访问期间，为进一步促进中非关系发展，周恩来提出发展“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表明中非关系遵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原则^[38]。关于非洲国家的发展，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务实，他在会见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i Nkrumah）时称，加纳的工业化计划过于超前。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建议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不要模仿中国，但可以将中国作为“参考”^[39]。

北京对此次访问非常重视，给予了大量相关报道，意图很明显，是为了突出北京的影响和声誉，向世界表明中国对非洲非常感兴趣^[40]。

1960年，中国第一次对SSA国家几内亚提供援助（无息贷款）。到1965年，中国已经在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加纳、肯尼亚、索马里、坦桑尼亚以及乌干达等国家有援助项目。中国帮助这些国家打井、建设公路和电信设施、建设机场、体育馆、官邸、政府办公大楼以及工厂。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1964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41]。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具有意识形态倾向，中国对那些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比如坦桑尼亚、几内亚，甚至塞拉利昂^[42]。不过，在60年代，随着更多非洲国家实现了独立，中国政府在非洲的目标不再以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或者某国的革命运动为主^[43]。相较于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政府更在意受援国是承认北京还是台北为“中国”的合法代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