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989年中非合作关系的特点

四、1976年—1989年中非合作关系的特点

(一)相对忽视非洲

中国国家工作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政策随之作出调整。就对非关系而言,中非合作政策作出相应调适。总体上讲,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的关注度减少,相对忽视非洲。有西方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官方口头说重视南南合作,实际情况却是北京主要致力于与那些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国家发展密切关系。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立场完全相反,毛泽东时代的标语和口号完全消失,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外来投资以及对待国际政治采取不冲突的方法。结果,在中国现代化的驱动下,中国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扩大与它们的贸易联系和合作,这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选[119]

整个80年代,由于非洲被认为无法向中国提供贸易机会和满足战略需要,非洲大陆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冷战处于消解过程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外资和技术援助[120]。尤其是到了80年代末期,非洲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几无立足之地[121]。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高层几乎没有出访过非洲。在中国对外关系面向世界以及多元化时,当北京加强全球联系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时,非洲不再位列中国领导人出访的重要对象名单之中[122]。1986年8月,坦赞铁路建成10周年庆典,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很重视此次活动,两国总统均亲自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然而,中国只派了国务委员陈慕华代表参加[123],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洲事务是非常的不重视。

《非洲当代纪事》(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是一本记录非洲大事的年度报告书,从它不同年份对中非关系的不同定性中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非洲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在逐步下降。1984年—1985年版,“优先性降低”;1985年—1986年版,“维持低姿态”;1986年—1987年版,“平稳……平静”;1987年—1988年版,“没有意外或特别值得关注的”;1988年—1989年版,“非洲在中国的优先次序中再次下降”[124]。这些评论表明北京对非洲的兴趣有明显下降。

当然,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非洲,非洲在中国的援助政策中仍然占有着比其他地区更重要的位置。正如伊利诺斯大学中非研究院院长乔治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以及中非关系得到了坚持和扩展[125]。1985年末,建立了意在促进中非贸易的中国非洲贸易公司。中国派遣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出访非洲解释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政策,并公开重申中国对非洲的承诺[126]

当中国经济从因调整引发的动荡中恢复过来之后,对外援助再度增加。根据经合组织(OECD)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发布的研究报告,1984年,在向SSA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中,中国位列第八,非常接近于挪威,离日本和英国也不太远。1986年至1995年间,中国对外援助中的57%都提供给了非洲[127]

(二)中国对非洲援助大幅减少

由于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自身经济发展尚需要外来资金和援助,因此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少。(https://www.daowen.com)

对非洲而言,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中国的经济重心基本上转向日本和美国,中非贸易日益缩减。1989年之前,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出口下降了61%。相应地,北京对非洲的援助总体呈下降趋势(见表1-1)[128]

表1-1 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图示

这些数字如果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则更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对外贸易额从1981年的440.22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7.84亿美元,然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却逐渐减少。

(三)中国调整对非援助方式

赵紫阳总理在1982年12月访问非洲时强调“南南合作”,并宣称中国将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一条新原则,即“形式多样化”。这一新的原则标志着中国的援助政策和援助方式出现重大变化,不再是单向的贷款,而是强调相互合作,这样“双方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这一方式能够保持和扩大中非经贸往来,并能够使中国有限的援助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129]。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缪尔·金(Samuel Kim)看来,这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一个变化,即从单向的援助转变到相互交换(from aid to exchange)[130]

中国对外援助的过程也进行了调整,在同意实施某个项目之前,都会在可行性研究中增加严谨的经济分析。例如,1982年,利比里亚政府要求中国改造一个甘蔗种植园和加工厂,他们希望很快得到中国的肯定答复。然而,中国派遣了一个50人小组,进行了长期可行性研究,结论是甘蔗加工厂需要每年补贴360万美元,建议利比里亚政府寻求更有利可图的项目[131]

中国此阶段的援助为何会减少?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指出,80年代初期,中国是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08美元,排在莫桑比克和缅甸中间。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够实行对外援助计划已经很不简单。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大量资源,根本没有援助他国的余力。中国在援助之前考虑如下两个问题实属正常,第一,如何促进其海外项目的性能和可持续性,避免宝贵资源的浪费?第二,如何使援助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