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贸易的消极影响
（一）新式的帝国主义贸易
尼日利亚前中央银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说，非洲在向一个新形式的帝国主义者（中国）开放自己，中国获取非洲的初级产品，而向非洲销售制成品，并不进行技术转移[141]。
南非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穆雷斯基·姆贝基将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称为“南非与欧洲贸易的旧事重演”。尽管承认贸易带来的益处，但是他依然指出，中国对南非的出口是南非出口到中国的两倍，“我们卖给他们的是原材料，他们卖给我们的是制成品，结果显而易见，这不利于南非的贸易平衡”[142]。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Trade Unions，简称COSATU）声称，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向中国出口原材料而进口中国廉价产品，这是欧洲帝国主义贸易关系的重现，对当地产业构成竞争或严重削弱当地产业。COSATU号召呼吁限制中国进口，强烈要求零售商的本地商品至少占到75%[143]。
丹尼斯·塔尔认为，从其最重要的进口伙伴国来判断，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差别。这表明中非之间快速增长的经济互动既不会根本改变非洲在全球市场上的不对称地位，也不会减少非洲对一些价格易变的初级产品的依赖，初级产品仍占其总出口收入的73%。因此有理由怀疑中国的经济参与是否有助于非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44]。
（二）不利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莱尔·怀特和菲尔·阿尔维斯说由于中非之间的贸易属于“北—南”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中非贸易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一，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可能不利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其二，中国利益主要受到资源的驱动，当前对非洲国家施加的治理挑战与西方国家在非洲国家独立后时代是一样的[145]。霍华德·弗雷希干脆直接称非洲为中国的“第二大陆”[146]。
收入和增长持续依赖于原材料的出口造成一种担心，即非洲国家将依然依赖于向海外销售自然资源，而不是依靠经济多元化，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以及扩大地区内贸易。奎库·阿姆派（Kweku Ampiah）和萨努沙·耐度指出，“非洲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向中国出口商品，与此同时忽略了需要设计稳健和连贯的国家产业政策”[147]。2011年5月，南非贸易部长罗伯·戴维斯（Rob Davies）在世界经济非洲论坛上表达了这一担心，“如果要继续向前发展，建立国内市场和消费产业是基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丰富的矿产和因进口而带来的市场扩大生活，非洲国家必须占领生产空间”[148]。
（三）严重破坏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IMF指出，中国的纺织业生产对非洲纺织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随着2005年1月《多纤维协定》的终结，非洲蓬勃发展的纺织业迅速崩溃。美国对非洲纺织品的需求迅速地转向更廉价的中国服装，建在非洲的中国公司重新将厂址迁移至国内[149]。在这一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或即将面临失业，南非、津巴布韦、莱索托和肯尼亚无不如此。南非把此归罪于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口[150]。不仅非洲纺织业生产商所占市场份额迅速下降，而且非洲国家进行的经济和出口多元化的努力遭到重创。即使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南非也受到严重影响。制成品占出口中国的比例从1993年的50%下降至2003年的8%。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结构是非洲不平衡贸易关系的真实写照，出口中国的90%是原材料（如铂金和钻石）[151]。2004年，南非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19亿美元，如果不是中国进口石油和其他原材料，非洲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会更大[152]。
2005年10月，来自加纳、肯尼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莱索托、斯威士兰、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的服装、纺织、鞋类和皮革领域的工会代表齐聚开普敦，讨论《多纤维协定》分阶段淘汰所带来的后果。他们一致认为，由于中国廉价服装类和纺织类充斥非洲市场，过去几年已导致25万名工人失业[153]。在赞比亚，20年前本地有250家纺织厂，现在只剩下20家，中国的竞争是最重要的原因。赞比亚工会主席伦纳德·希考姆巴（Leonard Hikaumba）对中国出口商将廉价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倾销到赞比亚深恶痛绝，“受益的是出口商而不是我们”[154]。
在罗伯特·罗特伯格看来，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已导致“成千上万非洲人失业”，因为当地制造商无法与进口的廉价的中国商品竞争。廉价的中国纺织品迫使尼日利亚、南非、莱索托、斯威士兰、毛里求斯和其他国家数百家纺织厂关闭，造成大量工人失业[155]。
2006年，一项关于中国服装出口到南非的研究表明，中国廉价商品使消费者受益，但却有损于当地制造商。1996年—2005年，由于中国产品大量涌入市场，服装类价格每年下降15%[156]。由于中国服装出口增加，南非消费者从价格下跌中获益，但是南非邻国的服装制造商却丧失了南非的市场份额。就针织服装而言，中国占南非进口的比例由1996年的19%增加到2005年的76%，在此期间，马拉维在南非的市场份额从31%下降到3%[157]。
朱迪斯·范德龙认为，由于非洲市场充斥着来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家用电器，结果，非洲工厂不得不关闭，而普通工人则丧失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158]。
（四）中国的贸易政策不是出于利他考虑
穆雷斯·姆贝基指出，尽管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非洲国家必须认识到，中国本身不会对他们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不是出于利他动机[159]。对中国和非洲做生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认知是，双方是投资和市场的经济竞争者，尤其是在像纺织和服装类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160]。截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非洲能够与中国进行竞争，从中国的进口破坏了非洲的就业市场。尽管这是合法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显然与中国声称的促进“共赢”的中非关系不符。北京的高调（high-flying rhetoric）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161]。
丹尼斯·塔尔指出，如果非洲政府相信北京的南南国家团结一致的言论，那么就太天真了。事实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自私自利。他以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为例来进行说明。穆加贝为了规避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而被迫转向中国，但是当穆加贝于2005年访问中国寻求中国政府的帮助时，他几乎空手而归，只得到区区600万美元的粮食进口。原因是“津巴布韦提供的铂金优惠不足以让中国满足穆加贝提出的巨额援助”。南非也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所宣称的南南团结一致。南非抱怨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纺织品威胁到当地企业的生存。南非工会劝诫政府求助于WTO保护纺织业[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