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面评价
（一）中非合作是互利的
莱尔·怀特和菲尔·阿尔维斯认为，中非关系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这将确保非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这也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和获得商品销售市场的强大需求[15]。加思·佩雷和加斯·谢尔顿认为，中国要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并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双赢”关系，一个稳定、互利的关系将转变为长期的政治与经济联盟，从而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16]。
丹尼斯·塔尔举例说，自2001年以来，中国从安哥拉的石油进口增加了400%。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2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以交换每天1万桶石油。这一交易是互利的，一方面，减缓了安哥拉政府所面临的来自外界日益严峻的要求其增加透明度的压力；另一方面，巩固了中国在安哥拉石油领域的立足点[17]。
对于中国而言，曼纳·彼得·范戴克认为，中国日益深入地介入非洲既有益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地位[18]。迦勒底·门萨举例说中非合作不是中国单方面地援助非洲。比如2008年5月中国发生地震时，非洲国家迅速提供了道义和物质支持。例如，毛里求斯向中国灾区援助了30万美元，摩洛哥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支持[19]。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迦勒底·门萨认为，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医疗援助和人力资源发展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这是中国的策略，旨在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中非间的长期友好关系。中国公司在非洲承建医院、政府办公大楼、大坝、体育馆以及整修西方公司放弃的设施，这些都是非洲大陆发展所必需的，受到非洲人民的欢迎[20]。
卢西·科尔金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参与非洲的建设对中非双方都有利，非洲能从中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便宜的商品、服务甚至技术转让。中国企业则可以在非洲实现其全球抱负[21]。
《经济学家》指出，得益于中国发展带来的联动效应，逐步繁荣的非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非西方国家投资者的竞争日益激烈。2015年，非洲与印度的贸易预计将达1000亿美元，有可能会超越非洲与美国的贸易。巴西和土耳其等国与非洲的贸易也逐步赶上或超越许多传统的欧洲国家[22]。
（二）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新机遇和新选择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非关系为非洲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是一种新型合作关系[23]。2008年4月，“中非市民社会对话”会议在内罗毕举行，与会的学者一致同意，新兴大国参与非洲有助于使经济边缘化的非洲回到全球经济体系更为中心的位置。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投资使非洲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24]。
非洲领导人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支持是非洲取得成功的关键驱动力。2012年1月，在总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AU新总部大楼（由中国建造，造价2亿美元，是中国送给非盟的礼物）的落成仪式上，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说：“中国令人惊异的再次崛起以及承诺与非洲发展双赢的伙伴关系是非洲复兴开始的原因之一。”[25]
非洲发展银行前高级官员萨努·姆巴耶（Sanou Mbaye）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出现在非洲对非洲大陆是件好事，作为一个愿意投资的新行为体，它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强加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同的道路[26]。《金融时报》发文指出，西方主导的发展战略尽管意图良好，但是并没有打破非洲欠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中国的投资——有恰当的商业理由，意在促进就业和增长——使非洲看到了新希望，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可以替代西方传统发展模式的新途径[27]。德鲁·汤普森认为，中国介入非洲所产生的影响也许不符合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但是并不必然违反非洲的长期利益[28]。这就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约撰稿人亚伯拉罕·麦克劳克林（Abraham McLaughlin）所说的，中国与其他行为体的有效竞争为非洲政府提供了新机遇和新选择[29]。丹尼斯·塔尔认为，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政治和经济诱因，中国政府成功地使非洲国家尤其是执政的领导人相信，日益增加的中非合作必将使双方“共赢”。非洲国家不仅仅是将中国看作西方的替代性选择，而且是比西方国家更好的选择。也许普通民众对此心存疑虑，但是毫无疑问，非洲领导人对此深信不疑[30]。
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在塑造国际秩序，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中国为那些希望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秩序而又力图保持政治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一条新道路。中国的实践表明，国家可以引领经济发展。它向非洲国家证明，贫穷国家并非不能加入富裕国家行列，并非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发展，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在两位学者看来，如果真像华盛顿共识所假设的那样，中国将依然像60年前那样贫困。中国和其他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表明，任何类型的政府，不管是否遵循西式“民主”，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最重要启示是：能否发展不是取决于什么类型的政府，而是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31]。
菲罗兹·曼日和斯蒂芬·马克斯在《中国在非洲：非洲的视角》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历史来看，与非洲传统殖民大国相比，中国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即支持非洲国家解放斗争、提供教育机会以及医疗服务。另外，中国在非洲的崛起可能会为非洲大陆带来某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为非洲创造了发展机遇”[32]。南非民主途径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 South Africa，IDASA）所长南希·杜布塞（Nancy Dubosse）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能够为非洲国家提供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空间与资本[33]。萨努沙·耐度同样认为，中非关系（南南合作）不仅提升了非洲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而且增加了非洲政府在传统北方国家中的杠杆作用。这是南南合作的积极结果，它重新调整了全球权力结构，而非洲可从这一结构调整中获得更大益处[34]。(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的贷款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资本来源的替代选择，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世界银行和IMF在援助非洲项目上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发展援助使非洲国家不再受困于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严格财政控制、透明度和承诺法治和民主等先决条件。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管理，中国的ODA和投资就可以真正解决非洲国家不足的基础设施，从而刺激经济增长[35]。喀麦隆非洲研究专家诺拉·努科·卢希安（Nola Nouck Lucien）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中国，非洲才逐渐地突破西方国家的垄断。中国因素增加了非洲讨价还价的能力，使之再次成为竞争双方竭力争取的第三方”[36]。
（三）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萨努沙·耐度指出，人们普遍意识到，作为替代性的发展伙伴，中国在非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运用软实力已成功地与4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强调政治不干涉、鼓励经济发展、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和共同获益。这些原则和信条使北京取得非洲领导人的信任，进而获得非洲的自然资源，反过来，中国投资于非洲大陆几近废弃的基础设施[37]，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罗伯特·罗特伯格指出，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迅速，非洲经济也会保持快速发展。近年来，非洲经济每年增长率达5%，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对非洲的大量援助与投资。可以说，没有中国，非洲不可能繁荣。非洲向中国的制成品提供了广阔市场，这些制成品包括纺织品、服装、毛毯、鞋类、帽子、玩具、通信设备、手机、家具、计算机和电视机。中国还向非洲国家出售喷气战斗机、军事装备和弹药、军事服装、重型通信设备、农具、筑路机械、涡轮机和发电机等。很多非洲国家都从中国建设大坝、水力发电设施、热电站、道路建设、修建体育馆、医院和政党大楼、修复铁路、港口以及矿业等项目中受益。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与中国有贸易联系，即使是那些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38]。
许多学者如伊恩·泰勒、布鲁金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霍米·拉斯（Homi Kharas）、哈里·布罗德曼和沃库·德格内等都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抬升了矿产等相关产品的价格，这有助于非洲政府获得更多收益，促进经济发展[39]。《经济学家》在2006年北京峰会举行前刊文指出：“商品价格提升的结果是有益于大多数非洲国家，高产量以及高价格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2001年至2004年，SSA国家的GDP平均增长4.4%，而过去3年平均只有2.6%。2005年非洲经济增长5.5%，预计今明两年会更好。”[40]
加思·佩雷和加斯·谢尔顿指出，中国对非洲最贫穷国家的特定商品开放市场，这为非洲生产者带来了希望，为将来更宽广的自由贸易协定树立了榜样。中国和非洲经济具有明显的互补性，非洲国家以初级产品换取中国的制成品，这预示着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非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鼓励从非洲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进口，这些国家的某些产品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合同项目、技术转移和合作管理，中国也参与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中。这为双边扩展经济和贸易合作开辟了一条新路[41]。
就投资而言，伊恩·泰勒认为，中国日益介入非洲是有益的，这一行动能够刺激发展，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是低成本的发展之路[42]。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也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援助与投资有助于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那种认为中国只对非洲自然资源感兴趣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43]。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许多交易项目是西方公司所不愿意投资的。例如，2005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签署了一笔价值8亿美元的原油交易协议，获得4个油井（oil blocks）的经营许可，并接管尼日利亚的精炼厂。由于这些投资位于政治动荡和热点地区，投资面临着资金受损的风险，因此没有哪一家西方石油公司对这些地区进行投资[44]。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认为，仅有援助是不能解决失业、扶贫等问题的，也不能引发乘数效应（通过当地企业提供管理经验和技术转移），而中国的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本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产生这一效应[45]。另外，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皮特·康宁斯（Piet Konings）认为，非洲必须开发其人力资本和获得新技术，而这两者中国都可以提供。中国已向许多非洲专业人员提供培训。中国在非洲已建立许多原材料加工厂，而不是将低附加值的商品运到中国加工[46]。关于技能转移和人力资本发展，2000年至2006年，中国已培训1.6万非洲专业人士，2010年至2012年，还将培训2万人[47]。
曼纳·彼得·范戴克指出，对于许多非洲国家而言，能够获得贸易资金、贷款和购买廉价工业产品的机会是再好不过了。中国已经以及还在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48]。
中国介入非洲的确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加思·佩雷和加斯·谢尔顿指出，过去10年，北京与2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了30多个贷款框架协议。一些依赖此软贷款的项目已取得很大成功，例如苏丹的石油开发、博茨瓦纳的铁路修复、几内亚的农业发展、赤道几内亚的森林开发与木材加工、赞比亚的穆隆古希（Mulungushi）纺织厂以及津巴布韦的水泥厂[49]。南非经济学家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说，在过去几年，津巴布韦经济缩水40%，正是中国带来的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使其经济完全恢复过来[50]。黛博拉·布罗蒂格姆举例说，2007年2月，中国和赞比亚签署成立中赞经济和贸易合作区，当部分民众举行示威游行以此表示反对的时候，赞比亚矿业部长姆瓦萨博士（Dr.Mwansa）指责谦比希人民行为过于激进。中国已经承诺至少对中赞经贸合作区投资8亿美元，这将会创造数以万计的工作机会。姆瓦萨提醒谦比希人民，中国计划设立的铜矿加工工厂将会促进赞比亚工业化发展，不再简单地出口未加工的铜矿材料[51]。
另外，中国免除部分非洲国家出口中国市场商品的关税也有助于非洲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中国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都是零关税的。2003年，中国宣布来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将获得免税资格。到2007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援引中国官员的报告，中国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总额中98%是免关税的[52]。
（四）中国积极支持AU和NEPAD
中国重视与AU及非洲其他地区组织的合作，支持这些组织在经济一体化及和平解决地区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寻求巩固与AU的对话与协商，作为中国更好地扩大介入非洲的计划之一[53]。中国对AU计划和目标的强有力的政治和金融支持将有助于非洲复兴，而中国积极地参与非洲的维和行动将是化解非洲众多冲突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非洲希望中国支持NEPAD。在这方面，中国的FOCAC进程有益于促进NEPAD，从而为非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重要推动力[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