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独立前的中津关系[29]
19世纪末期，英国统治了罗德西亚，该殖民地于1923年获得自治（只是名义上的自治，实际上仍由英国控制）。50年代，英国将罗德西亚分解为几个殖民地：赞比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内陆国家，拥有丰富的钻石、肥沃的土壤，还拥有储量为世界第二大的铂。津巴布韦历史上曾是非洲第二大工业化国家[30]。
随着非洲国民议会（African National Council，简称ANC）在1945年的复兴，罗德西亚反对少数白人政权的民族主义斗争开始发展起来。1961年，为了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前非洲国民议会主席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组建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简称ZAPU），并于1962年12月取得罗德西亚阵线右翼胜利。与此同时，新成立的罗德西亚政府开始禁止ZAPU的行动，并在国内奉行白人至上的政策。面对新形势，ZAPU内部出现分歧。因不满于恩科莫的领导及种族差异，1963年8月8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ZANU）从ZAPU分离出来，成为ZAPU的竞争对手，由恩达班宁尼·西托莱（Ndabaningi Sithole）任主席，利奥波德·塔卡维拉（Leopold Takawira）为副主席，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秘书长。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公开表示了对非洲的兴趣，当时中国试图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国家建立关系，目的是与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展开竞争。起初，ZANU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抱着谨慎态度，认为和帝国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非洲独立的威胁。西托莱指出，“共产党承诺给予人民自由和独立，但事实上其目标是统治世界，这意味着它要征服非洲”[31]。然而，到1961年，西托莱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积极响应北京的提议，在坦桑尼亚莫希（Moshi）会见新华通讯社的代表，随后访问中国。这种巨大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同情和支持罗德西亚白人政权，尤其是英国人眷顾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指在罗德西亚的英国后裔）。为了获得外来支持，ZANU表示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
在ZANU成立之前，北京支持ZAPU，1963年3月，ZAPU的阿尔弗雷德·古登（Alfred Gondo）访问北京，同年8月，开罗（Cairo）代表ZAPU再次访问中国。但是当ZANU成立后，北京迅速选择支持ZANU。原因不难理解，北京在非洲行动受到中苏地缘政治斗争的极大影响。ZAPU领导人恩科莫与苏联联系密切，1961年，恩科莫访问苏联，随后，苏联向ZAPU提供了大量援助。因此，尽管中国也支持ZAPU，但是当一个新的、不受苏联影响的ZANU出现时，它迅速成了中国的支持对象。ZANU一经成立，其成员立刻被送到中国去接受游击训练，1963年9月22日，第一批成员5人被送往中国。此外，ZANU成员还在加纳接受了中国教官的培训。在某种程度上，ZANU和ZAPU的分裂与中苏关系破裂和北京对苏联日益加深敌意有很大联系，甚至可以认为，ZANU和ZAPU的斗争可以看作中国与苏联在津巴布韦的代理人之争。这样，支持ZANU成为中国在非洲反对苏联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向ZANU的军事组织“非洲民族解放军”（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简称ZANLA）提供军事和政治培训。正如伊恩·泰勒所说，“支持ZANU是北京在非洲反苏的工具”。
ZANU成员在中国的培训通常为期6～9个月，他们回来之后又被派往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ZANLA营地训练新兵。中国也给ZANLA提供武器装备。西托莱说：“自1966年以来，ZANU获得来自中国的大量武器援助。”据推测，ZANLA所用武器的25%来自中国。穆加贝后来也曾提及“中国向津巴布韦提供了数百吨的军事装备和有价值的技术援助”。(https://www.daowen.com)
从1964年起，罗德西亚陷于内战（又称罗德西亚丛林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979年。冲突包括三方，分别是：伊恩·史密斯（Ian Smith）领导的罗德西亚政府、恩科莫领导的ZAPU和穆加贝领导的ZANU。中国对ZANU的支持对罗德西亚的解放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中国的支持使ZANU从一个苦苦挣扎的分裂组织发展成为非洲解放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其次，ZANLA的军事战术经历了从常规军事策略到毛泽东式的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的转变。由于ZANLA坚决贯彻并使用了毛泽东的这一基本军事思想，相较于ZAPU，ZANU在农村获得了更加牢固的群众基础以及广泛支持。
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在中国接受训练的ZANLA指挥官约西亚·通格拉（Josiah Tongogara）回国后开始尝试使用“游击战和大规模运动战”。之所以采用中国的这一策略，是因为ZANU和ZAPU多次袭击罗德西亚领土都以失败告终。例如，1966年，21名ZANLA游击队成员虽然进入罗德西亚的北部小城锡诺亚（Sinoia），但遭到罗德西亚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被俘虏。1967年，ZAPU和南非国民议会派遣90名游击队员潜入罗德西亚。在第一次行动中，47名游击队员被罗德西亚安全部队杀害。一年后，在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中，ZAPU/ANC的联合游击队试图深入罗德西亚，再次遭受重创。
传统突击队进攻模式的失败以及南非部队介入罗德西亚争端迫使ZANU调整作战策略，转而寻求毛泽东式的军事策略。时任ZANU主席的赫伯特·奇特波（Herbert Chitepo）曾说：“我们试图纠正ZAPU的错误，在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都会积极动员和教育我们的战士。政治动员后，他们能更好地合作并认同我们的目标与计划。”穆加贝后来坦承：“我们武装斗争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斗争离不开人民大众的支持。”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ZANLA指挥官雷克斯·诺哥（Rex Nhongo）说：“在苏联训练时，长官告诉我们，战争取胜的关键是武器，而在中国参加训练时，我们被告知，战争取胜的关键是人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ZANLA的游击队员由于在坦桑尼亚接受了中国教官的训练，因而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奉行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格拉试图组织400位ZANLA游击队员去越南参加越共的培训，这更加凸显ZANLA对新的游击战争思想的重视。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支持下，ZANU和ZANLA变得越来越激进。由于经常地受到中国教官或经过北京培训的教官的熏陶，ZANLA成员越来越信奉激进的社会主义信条。1975年，ZANU宣布“ZANU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穆加贝更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具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德西亚政府将他视为一个“在罗德西亚奉行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人”。
在采取新的作战策略后，ZANU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如何深入罗德西亚，对ZANU来说，游击队员从赞比亚进入是一个理想选择。然而，由于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Kaunda）支持ZAPU，ZANU只能考虑其他办法。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 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简称FRELIMO）解放了原来被葡萄牙控制的临近罗德西亚东北部的太特省时，ZANU看到了机会，考虑将太特省作为进入罗德西亚的前哨阵地。然而，FRELIMO拒绝了这一请求，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FRELIMO与莫斯科支持的ZAPU有较长时间的来往；第二，FRELIMO得到莫斯科大量武器和资金的支持。作为苏联的“可靠盟友”，FRELIMO不愿意支持ZAPU的竞争对手。尽管FRELIMO与中国关系良好，但是如果没有首先征得ZAPU的同意，莫斯科是不会允许FRELIMO与得到中国支持的ZANU来往的。最终，FRELIMO把使用太特省的优先权给了ZAPU。然而，由于ZAPU并没有像ZANU一样采取人民战争的策略，没有能力接管太特地区。鉴于此，FRELIMO把这个机会又让给ZANU。ZANU由于目睹FRELIMO在该地区施行大规模动员活动的场景，更坚定了ZANU施行毛泽东游击战的决心。
说中国给ZANU在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是有理由的，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它为ZANU提供了新的军事策略，这使ZANU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取得成功。新的策略加上葡萄牙在非洲统治的崩溃以及南非从罗德西亚撤出，北京的支持最终使ZANU在1980年取得胜利。
在伊恩·泰勒看来，在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北京对南部非洲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中国与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更多地受制于北京需求而不是解放组织本身。可以说，对罗德西亚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中国全面反对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京来说，莫斯科积极干涉非洲事务是因为其一方面觊觎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想控制印度洋通往欧洲的要道——好望角。中国担心苏联这样的野心会增强其军事实力和“新沙皇”的影响力，这是中国极力要求避免的。因此，北京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接受北京的援助也是出于自身考虑。对毛泽东思想的兴趣源于对战争胜利的渴望而不是内在需求。这可以部分解释ZANU极端主义的临时性，一旦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对津巴布韦领导层的价值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