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投资西方国家废弃或不愿意投资的行业
除新兴产业外，中国还重视投资西方国家废弃的行业，帮助其重新开业，这自然受到相关非洲国家的欢迎。在非674家中国国有公司不仅投资正蓬勃发展着的部门，如矿业、渔业、珍贵木材和电信业，还投资于西方国家已忽视乃至废弃的、较少具有盈利的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赞比亚的谦比希铜矿重新开工，加蓬已耗尽的油田重新开采。
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认为，中国公司愿意投资西方国家所不愿意投资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和农业）。然而正是这些他们不愿意投资的领域才真正对非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非洲急需各类基础设施。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要200亿美元，而要从西方国家、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获得这笔资金不是很容易，因此中国的投资非常受欢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USAID不再投资非洲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90年代，世界银行和USAID对农业的支持减少90%[164]。近期，由于受到环境NGO的压力，世界银行停止对棕榈油农民的支持[165]。而中国公司承诺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不管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多大，这一投资没有先决条件。由于西方国家不愿意投资非洲基础设施（因担心投资回报太低），中国的投资很有价值，十分重要[166]。
2.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项目投资总是包含着更多的意识形态目的[167]，而如今中国介入非洲更多的是强调商业属性。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有助于非洲国家GDP的增长。世界银行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诊断项目指出，基础设施贡献了近年来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半，今后贡献值可能会更大[168]。考虑到中国投资约占非洲基础设施的1/8[169]，因此可以说，中国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013年4月，中国外交部估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援助和投资直接促进非洲经济增长超过20%[170]。加拿大经济学家亚伦·韦斯布洛德（Aaron Weisbrod）和约翰·沃利（John Whalley）的研究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几年的时间里（2005年—2009年）中国投资对单个非洲国家每年GDP的增长贡献值是0.5%；SSA国家在2005年到2010年（除2008年）的经济增长也要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1]。
3.提升非洲国家的发展能力
史蒂文·郭指出，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大受欢迎。据估计，非洲有9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赤字：没有可饮用水，没有适应各种气候的道路，也没有充足电力以及可靠的通讯。缺少了这些基础设施，非洲经济不可能繁荣。中国关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将为儿童上学和商业贸易奠定基础。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一些非洲国家近年来从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中获益。例如，一家制鞋厂，其雇员已从最初的600人增加到3500人。尽管中国企业存在劳工和环境问题，并为当地企业带来竞争，但是只要非洲能抓住中国日益增加的投资机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为非洲经济和人民带来积极效益[172]。
德国海因里希基金会东非/非洲之角地区办公室主任阿克塞尔·哈奈特·西弗斯（Axel Harneit-Sievers）等学者指出，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已帮助非洲加强了自身发展能力，与此同时，总体上也改善了FDI的条件[173]。
（二）消极影响
1.助长腐败
中国投资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金额巨大，某种程度上是在诱惑官员腐败。因为政府官员有权签署国家资金的支出和国家资源的承诺，但又缺乏独立的监管，这就为他们收取回扣留有很大余地[174]。
2007年，中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签署一笔60亿美元的矿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协议，根据“全球观察”组织（Global Witness）所言，该协议的谈判是秘密的，参加谈判的不是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而是没有政府职位的总统亲近人员。刚果一位议员调查发现，在收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巨额协议之前，国家矿业公司向离岸银行账户转账2400万美元。这一令人质疑的转账以及对巨额交易的极端保密是非常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175]。
另一个案例，安哥拉政府打算用中国的经济援助去建设一个新城镇，然而政治承诺和官员腐败致使政府浪费财政达数十亿美元。在2008年的议会竞选活动中，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多斯（JoséEduardo Dos Santos）承诺为国家贫困民众解决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建设100万套政府资助的单元房，民众可以低价购买。安哥拉委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承建2000套住宅以及该地区所需的41所学校、污水处理厂、电网、交通信号系统、电力系统、通信系统、道路和其他配套基础设施。CITIC声称，35亿美元的安哥拉保障住房项目是中国迄今海外承建同类项目中最大规模的[176]。安哥拉政府指派臭名昭著的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一家分公司，几位重要政府官员在其中任职，负责监管该项目[177]。完工后，公寓的销售价格是12万～20万美元，要知道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这样的住房根本没有资格称为“保障性住房”，这一项目不可能缓和国家的贫困状况。2012年7月，据报道，这一拥有750幢住房的Nova Cidade de Kilamba成为真正的鬼城。建设成本由安哥拉政府以石油偿付，不管公寓是否销售，政府都要偿付这一成本[178]。
也有分析家对中国参与非洲保持谨慎，认为中国的贷款与赠与结构实际上使非洲国家官员很难挪用资金。《经济学家》指出，资金通常直接转到中国公司，使非洲领导人基本上不能控制这笔资金，很难有机会非法截留[179]。同样地，英国一家考察国际企业风险的咨询公司认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治理是一大威胁，这一言论过于夸大了”，实际上现金很少倒手[180]。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那法索大使戴维·希恩（David Shinn）认为，中非商业交易中的腐败通常只出现在谈判阶段，一旦协议签署后，中国企业就控制了整个项目[181]。然而，如上面案例所示，非洲官员仍有大量的机会，他们力图将中国资源中饱私囊或者用作政治晋升的资本。(https://www.daowen.com)
2.破坏了西方国家增加受援国透明度和善治的努力
与助长腐败紧密相关，国际观察家担心中国投资的方式——行贿和不附加条件——破坏了西方增加透明度和善治的努力。由于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非洲一些国家就不再面临来自IMF和世界银行所附加的苛刻要求的压力[182]。例如，卢西·科尔金指出，安哥拉专门成立国家重建办公室负责管理中国信贷额度以及执行大型建设项目。但是该机构在管理和招投标过程中缺乏透明度，也不清楚如何通过石油创收恢复该国病态的经济[183]。
3.浪费公共资源
即便非洲官员不会个人敛财，中央政府参与如此大规模的援助、基础设施和投资交易也会轻易地导致浪费，因为领导人支持那些引人注目的项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没有考虑长期的经济可行性或财政有效性。这些“浮夸项目”（vanity projects）包括足球体育场（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马拉维、加纳、赞比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索和加蓬）；议会大楼（刚果共和国、莱索托、塞拉利昂、莫桑比克和马拉维）；总统官邸（布隆迪、多哥、苏丹、几内亚比绍和安哥拉）；机场（塞拉利昂、加纳、尼日利亚、苏丹、南苏丹、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毛里求斯和刚果共和国）[184]。
领导人还允许重要的政治赞助者（political constituencies）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中获益，因为他们的支持是维持其权力所必需的。当洪水造成埃塞俄比亚数百人无家可归时，中国捐400万美元建房以安置流离失所的家庭。然而完工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其中的8套公寓住房转给国防部作为军事用房[185]。
非洲领导人根本不担心以未来的经济活动（如矿产开采）收入偿付贷款的成本，这是中国投资惯用的方法[186]。例如，津巴布韦委托一家中国公司（安徽对外经济建筑集团）承建一所新的国防大学，这1亿美元的贷款将由今后20年津巴布韦钻石收入偿还[187]。同样，刚果与中国签署的60亿美元的矿产交易，刚果政府向中国投资者承诺，不管全球铜价格如何变化，中国公司均可获得19%的回报率，如果25年后不能收回成本，中国公司可以进行其他投资。可以说，刚果政府承担了这一协议的所有经济风险[188]。
4.沉重打击当地制造业，带来较高失业率
如果说助长腐败、破坏善治和浪费公共资源等影响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影响是沉重打击当地的制造业以及造成较高的失业率。
在迈克·莫里斯看来，中国的投资对非洲国家的工业和增长有重大影响，间接来看，它将以出口导向型的非洲生产商排挤出全球市场，直接来看，它挤压了当地的生产商[189]。即便在非洲国家的国内市场，大多数非洲生产商也根本无法与中国公司竞争，这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成本更低。此外，当地零售商还面临着快速增加的中国侨民商人的竞争[190]。不仅如此，那些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来自欧美的国外企业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竞争。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经过5～10年的时间，中国企业已经在这两个国家分别占据了30%～40%的市场份额[191]。因此，因为中国的投资削弱了当地企业，迫使其关闭和/或减少就业。
据报道，非洲与中国公司签订的合同，尤其是建筑合同，专门强调要使用中国的工人，尽管在非洲国家有着丰富的劳动力与严重失业率[192]。克里斯·阿尔登指出，许多地方失业率本就很高，中国公司雇佣自己的劳动力恶化了这一状况[193]。
5.中国投资不利于相关行业的发展
由于中国投资，致使某些非洲国家不再考虑对中国所投资行业的改革。迦勒底·门萨指出，中国选择投资石油产业导致一些非洲国家不再致力于促进本国石油行业的有效改革[194]。
6.破坏环境
中国矿业公司的运营已给当地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指出，赞比亚的铜矿开发，莫桑比克、肯尼亚、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钛金沙开发等，都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195]。
中国投资对于非洲国家是威胁还是受益？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认为，必须先看西方国家曾经做过什么，现在做什么。诚然，西方已提供了大量援助，日益增加的中国援助相对于西方国家提供的ODA而言微不足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巨额援助已促进非洲发展，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在过去50年所提供的数量众多的援助应该已产生积极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关键时刻的投资使非洲国家的经济在2007年增长5.8%，这是从未有过的，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投资[196]。
在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看来，对中国投资持悲观态度的人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对非洲制造业影响的全貌。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企业活动促进了当地发展[197]。她在《龙的礼物》中提出两个问题：中国制造业投资会改变非洲的形象吗？会改变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吗？在她看来，答案取决于两个方面：中国投资是否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中国公司是否在他们的工厂里雇佣当地工人。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非洲持续性的工业过渡来说中国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在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的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通过合资企业以及示范作用已经外溢到了非洲其他部门。有些当地人通过学习中国商人也成为企业家[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