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中赞两国贸易与投资
由于赞比亚拥有丰富的矿产储备，中国在该国的经济利益不言而喻，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所以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十分密切，然而这一关系是否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争议。一方面，赞比亚可从中方获得急需的援助来重建其重要的经济行业。由于中国投资于高附加值的矿产行业，赞比亚政府可从该行业获得较大的利益。此外，中国投资还可以促使赞比亚出口结构的多样化，赞比亚可为非传统出口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渠道。另一方面，对中国贸易和投资持质疑态度的亦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不太关注健康、安全、工作环境、员工权利及当地社会经济等问题。此外，考虑到赞比亚政党体制的高度腐败，中国公司参与可能会助长腐败政权。媒体也倾向于将中国投资描述为是为了获得该地区的森林和农业用地[20]。
图3-7 津巴布韦主要的出口伙伴（单位：美元）
（一）投资对就业的影响[21]
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业投资行为备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紧张的劳工关系。一系列安全事故的发生导致赞比亚人对中国人的不满情绪高涨。2005年，中国一家位于谦比希的矿厂发生爆炸，造成50多人死亡（大多为赞比亚人）。第二年，该矿厂又发生了一起事故，5名工人在要求NFCA为其增加工资并为此进行抗议时遭到警察射杀。2010年10月，科兰煤矿工人在抗议低薪和安全条件的事件中有11人伤亡。由于没有谴责和抵制中国公司的鲁莽行为，赞比亚政府受到广大民众和反对党的严厉批评，而赞比亚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担心中赞两国的外交关系受到不利影响。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了当地民众与中国企业的关系紧张。
南非工会协调委员会（Southern African Trade Union Coordinating Council，简称SATUCC）行政秘书奥斯丁·穆尼库（Austin Muneku）认为，考虑到赞比亚有比较严格的劳动法和强大的矿工工会，中国企业不愿意招募正式工人而是雇用临时工[22]。例如，2007年，谦比希铜矿有2100名员工，只有52名赞比亚工人与公司签订了永久合同，另有687名员工签订1～5年的定期合同，而临时工多达1093名。从临时工的比例来看，谦比希铜矿和孔克拉、莫帕尼铜矿的情况大致相同。2008年，51%的谦比希铜矿员工是临时工，而莫帕尼是52%，孔克拉是51%[23]。之所以雇佣如此高比例的临时工，是因为临时工不在协议保护（每年NFCA会与赞比亚矿工工会和全国矿工工会协商集体协议）内，所以相对正式员工，临时工的工资较低，福利较少，工人的权利没有保障。
NFCA与其他竞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较低。2007年至2008年，孔克拉铜矿支付给普通员工的月薪是539～932美元，而NFCA员工的工资只有每月348～666美元[24]。NFCA被指控不遵守赞比亚的职业健康安全法规。
有报告指出NFCA违背国际劳工基本权利，但实际上，在工作条件上，除了工资之外，中国和外国公司没有多大差异。也有学者通过考察认为，那种认为中国企业不愿意招聘当地员工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事实上，NFCA和金川公司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保证了就业的稳定。例如，在2008年至2009年铜价下跌时，大部分公司都在裁减员工，而中国公司却在创造就业机会。孔克拉（Konkola）矿业公司解雇了6300名工人（占其员工总数的36%），莫帕尼（Mopani）矿业公司解雇了7400名工人（占其员工总数的26%），而谦比希矿业公司却增加了80名员工（占其员工总数的3%）。此外，当NFCA在2009年收购卢安夏（Luanshya）铜矿时雇佣了近2500名员工，而在前一年恩雅（Enya）控股时，他们几乎解雇了全部员工。2009年阿尔比登关闭矿井时，金川公司在穆纳利（Munali）镍矿投资的公司让345人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当大多数矿厂都缩减规模时，中国投资者仍坚守承诺，这一点为其赢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这说明，在面临不利的经济条件时，中国公司比大多数他国公司更具有维持承诺和经营的能力。
（二）投资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25]
由于NFCA没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社区，有人就开始质疑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及其相关政策。另外，卡路路西（Kalulushi）区议会也对得不到公司的支持表示不满。ZCCM曾经在该地区承担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角色，在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艾滋病和疟疾预防、住房、支持地方经济和社会活动、对当地年轻人提供培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自从私有化后，这些功能转移至区议会，来自矿业公司的支持完全是自愿的。NFCA没有接管这一角色，甚至都没有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支持。(https://www.daowen.com)
丹·哈格伦德（Dan Haglund）认为，在赞比亚的中国矿业公司大多是国有公司，其活动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它们更倾向于与国家官僚机构而不是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发展紧密联系，目的是寻求更稳定的经营环境，这与其他许多矿业公司的做法不同[26]。中国企业希望赞比亚政府代替它们行使本应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由于获得中央政府的默许，NFCA拒绝向区议会纳税，也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矿业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铜矿开采导致水污染、沉降和淤积以及各种不利于健康的风险。铜冶炼释放的二氧化硫，导致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它还会形成酸雨。露天开采对环境的破坏更严重。
就NFCA而言，它取得了现有矿业的开采权，原有矿区在经过几十年高强度开采、高度城市化和高强度农业开垦后，环境已严重恶化。NFCA还拥有三个新矿区，至少有一个是露天开采的，对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
中国投资为赞比亚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最重要的是，资金的流入改善了赞比亚矿业结构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新建矿区的发展。中国投资者在赞比亚的投资行为为其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例如2009年至2010年赞比亚财政危机和铜价下跌时，大部分西方投资公司解雇赞比亚工人，但中国公司依然努力维持危机前状况。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矿厂支付给工人的酬劳的确比其他矿厂少，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公司忽视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权利[27]。
（三）政府在贸易与投资中的作用[28]
中国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对中国投资赞比亚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在最高政治层面，中国政府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国家领导人访问等渠道支持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在这一层面，就中国发展援助和投资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利用其权力以及与赞比亚领导人的紧密关系为中国投资赞比亚营造良好氛围。中国政府和赞比亚执政党——多党制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简称MMD）——关系很密切。中国政府对MMD给予公开的财政支持和口头支持。中赞高层紧密的个人关系为中国投资者与赞比亚当局提供了直接的沟通渠道，这是其他投资者所不具有的优势。有四大重要实体为中国投资赞比亚的日常活动提供支持，他们是中国大使馆、赞比亚中华商会（ACCZ）、中国贸促会（CCIPT）和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
中国大使馆，具体是指经济参赞处，它是中国在赞比亚投资最重要的联络者。投资者可以从经济参赞处获取投资行情，得到与赞比亚当局建立直接联系的支持。大使馆是中国政治领导的延伸，直接介入投资谈判中。
ACCZ成立于2005年，性质类似中国驻赞比亚商会，由60家中国公司组成，由商务部授权建立并资助，直接受赞比亚经济参赞处领导（经济参赞直接主持组织工作，在大型公司中遴选重要管理成员）。ACCZ负责维护中国公司的利益，通过与地方当局的直接沟通以及间接地接洽大众媒体，促进中国投资者的事业发展。ACCZ也督促其成员熟知赞比亚法律法规，代表使馆处理中国公司的入境和劳工等事宜。
与ACCZ一样，CCIPT也是一个半官方组织，成立于2002年。其首要职责是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提供实际支持（住宿、交通和通讯），便利新来的中国投资者与赞比亚相关当局的联系。
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不同于其他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机构，而是一个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如此，中国银行在赞比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政治属性。1997年，应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要求，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家银行在赞比亚成立，目的是方便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中国银行赞比亚分行的建立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为中国在赞比亚的公司的日常活动提供便利。所有在赞比亚的中国投资者都在中国银行办理日常银行业务以及相关的资金转移业务。因此，中国银行属于战略投资，它大大减少了中国投资者财务管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