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思[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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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有两个没有想到：第一，没想到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西方对中国的谴责如此强烈，尤其是人权方面，中国如何回应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第二，没有想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并没有跟随西方国家一道指责中国，而是给予了中国必要的同情与支持^[139]。上述两个没有想到使中国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全球层面，由于苏联解体，中国认为世界只受到一个无可争议的霸权国——美国的威胁，与此同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视中国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中国非洲政策的核心是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以此来抗衡西方国家的威胁^[140]。

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三世界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中国外交政策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非洲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香港一份报纸指出：“过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过热，而冷淡了第三世界和老朋友（指非洲），1989年风波事件表明，在关键时刻，还是老朋友给予中国必要的同情与支持，自此，中国将更加努力发展与这些老朋友的关系。”^[141]一位评论员指出：“1989年风波使中国改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从善意的忽视到再次强调。”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强调不干涉原则。80年代席卷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最终以失败告终，更加坚定了中国坚持实施不干涉原则的决心。中国声称，非洲需要的“是对其内政事务的理解而不是干涉”。中国善意地提醒非洲国家“不顾非洲具体情况而试图模仿固定模式是危险的”，“讨论人权、自由和民主只是保护强国富国的利益，而这些国家往往对外实行强权政治”。

当两极体系终结时，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可以使中国成功抵制西方的“霸权主义”。李鹏总理在1990年指出：“国际政治新秩序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必须相互尊重……不管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何不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在任何地区寻求霸权或者对其他国家实施强权政治。不允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或者以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实行强权政治。”

很显然，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强调不干涉国家主权，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申。1989年政治风波使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重新回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点^[142]。与此同时，北京充当第三世界文化相对主义（即没有绝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的支持者与保护者。这一姿态对非洲许多国家有相当吸引力，因为他们自己也受到西方国家“非民主”的指控以及因此而遭受镇压。共同的经历与遭遇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依靠这些非洲国家^[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