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非合作关系的特点
（一）中国再次重视非洲
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改变对非洲国家的态度：由相对忽视到再次重视。具体讲，国际环境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内环境方面是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这两个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促使中国调整了对非政策。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指出，随着中国日益强调经济现代化，北京一度不再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但是由于1989年风波事件，中国重新重视与非洲的关系[163]。
伊恩·泰勒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重新拾起反霸立场，发展中国家依然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被看作独立于任何大国的“第三力量”。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成为中国经济扩张的对象。北京意识到，非洲是中国的一个稳定盟友，当中国与西方对峙时，非洲国家能够支持中国；当中国国内紧张以及国际上出现针对中国的阴谋时，非洲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进行辩护[164]。
多明戈斯·穆卡里亚认为，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及地位。随着单极世界的出现，中国既是美国权力的制衡者，也是第三世界的领导者。由于经济比以往更为强大，为了实施更为深远的军事现代化和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重新定义地缘战略愿景，呼吁多极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再次介入非洲。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始至终追求强化与非洲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和军事关系，并就多边问题进行合作。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与军队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相当频繁。杨尚昆主席1992年访问非洲，江泽民主席1995年、1996年与2000年三次到访非洲[165]。
（二）中非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
中国参与非洲并非一个新现象，但是冷战结束前，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引起西方的足够重视[166]。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非洲时，中非关系受到西方越来越多地关注[167]，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话题[168]。在西方看来，中国之所以日益介入非洲，是为了获得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以及寻找新的出口市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一份题为“不只是人道主义：美国对非洲的战略方法”（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A Strategic US Approach Towards Africa）的报告专门对中国在非洲发挥日益增加的作用进行了评估[169]。德国学者丹尼斯·塔尔（Denis M.Tull）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法国和英国不再是在非洲拥有重要利益的仅有的几个域外大国，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70]。原因是伴随着东欧剧变而来的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迫使中国政府寻求发展与非洲更紧密的关系[171]。(https://www.daowen.com)
（三）中非关系更加务实
冷战结束后，中国对中非关系进行了调整，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权重逐渐减少，转而重视发展经济，中非关系变得更加务实。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已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关系转变到经济实用主义[172]。
英国牛津大学法哈姆中国在非洲项目（Fahamu's China in Africa Programme）研究员斯蒂芬·马克斯（Stephen Marks）认为，冷战结束后，中非关系已从冷战时期的注重意识形态（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以及支持反帝和民族解放）转到更加典型的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获得原材料、市场以及通过投资、贸易和军事援助获得影响力[173]。
朱迪斯·范德龙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逐步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实用，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伴随着年均7%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获得自然资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很自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非洲成为中国的理想伙伴。另外，整个非洲大陆是中国廉价制成品的潜在市场[174]。
伊恩·泰勒认为，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民族主义主导着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坚持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他们深谙“在权力等级中……大国控制弱国”。为了抵消西方在国际体系中针对中国的立场，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寻求改善与包括非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极力维持与非洲的商业和政治联系，以便在与西方发生冲突时，能够在国际舞台得到非洲国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175]。
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of Global Dialogue）的加斯·佩雷和加斯·谢尔顿（Garth le Pere ＆Garth Shelton）指出，尽管中国持续不断地向某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但是北京已从强调提供利率补贴的官方信贷转移到中国和非洲公司之间的合营或者合资。毛主义的革命意识已让位于更加实用的经济参与[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