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980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得与失。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做出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决定，对内政与外交做出重大调整。邓小平着重强调经济发展，全神贯注于促进经济现代化。推动经济现代化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服务于经济现代化建设^[92]。按照这一要求，中国相应地调整了对非政策。

首先，中国仍然重视与非洲的友好关系，但是对非政策从毛泽东时期的支持革命转变为寻求经济发展^[93]。从1979年到1981年，中国政府没有提供新的援助贷款，中国建筑公司只投标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基础设施^[94]。

其次，中国更强调非洲自力更生。邓小平采取不干涉原则，鼓励非洲国家寻求适合于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95]。与此同时，中国不再支持津巴布韦、南非和纳米比亚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96]。(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由劝说进行武装革命和斗争向谨慎地倡导稳定与对话转变。长久稳定的概念逐渐成为中国对非外交政策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主题。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北京倾向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贸易和商业不会因暴乱和冲突而被破坏。中国认为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是造成非洲经济落后、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指出只有将苏联排除在非洲之外，非洲才能获得长期稳定。中国维护国际稳定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支持武装革命和斗争开始转变为支持非洲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以津巴布韦为例，中国敦促其进行谈判，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在访问伦敦时重申，津巴布韦冲突的和平解决有助于该地区的稳定。中国支持伦敦谈判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因为之前中国总是强调进行解放斗争，而不考虑罗得西亚人的立场以及他们是否“满意”。由于强调经济发展，持续的战争只会破坏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而苏联更是有可能趁机而入。因此，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开始影响中国的非洲政策，更强调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冲突、叛乱和革命^[97]。

第四，继续反对苏联霸权。在强调非洲国家在解放斗争中自力更生的同时，中国继续反对苏联霸权，掀起了反对苏联的宣传浪潮，将苏联描写为武力干涉非洲大陆的帝国主义，甚至将苏联领导人形容为“新沙皇”^[98]。

南非特兰斯凯大学对外关系副秘书多明戈斯·穆卡利亚（Domingos Jardo Muekalia）总结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非关系经历了最低谷。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除了中国主动退缩外，非洲大陆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也是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非洲政治精英不再响应革命斗争的号召^[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