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989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985年6月4日，在一次重要讲话^[114]中，邓小平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强调国家应该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有效终结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促进贸易与投资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目标，这两者均被看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115]。

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以加强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逐渐意识到，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不能解决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问题，要想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依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帮助来发展自身经济。因此，中国重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这从许多重要高官互访可以看出。1985年7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985年10月，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华；1985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访问北京。如前所述，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对中国的非洲政策有着较大影响。当70年代中国需要与两个超级大国作斗争时，非洲被看作中国与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斗争的代理人。但是到80年代随着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和解，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趋低。尽管中国官方仍然强调南南合作，但是北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持和发展与超级大国的友好关系，作为中国促进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手段。(https://www.daowen.com)

到8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对非洲兴趣递减。1985年4月，在与到访的坦桑尼亚副总统会见时，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内事务，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非洲由于经济发展欠佳，无法向世界市场开放，这无助于中国政策目标的实现。这表明非洲大陆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进一步介入非洲的积极性，因此非洲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被边缘化^[116]。事实上，由于北京自身缺乏资金且依赖外国贷款，因此中国几乎没有办法帮助非洲。帕特里克·威尔莫特（Patrick Wilmot）指出：“中国现在没有时间在非洲大陆冒军事或经济的风险，因为非洲没有战略意义，不具有重要性。”^[117]

中国此阶段对非洲的态度可以从北京指责非洲落后的经济状况中看出，中国媒体认为，非洲经济落后应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超级大国或者“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对此评论，非洲国家表示强烈不满，他们抗议中国的这一言论，提醒中国不要忘记1971年是如何进入联合国的^[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