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援助与腐败
(一)西方普遍看法
西方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不对资金进行核算以及缺乏治理条件会使受援国腐败变得更加严重。牛津大学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教授认为,“处于底层的10亿人,治理状况本就不好,中国使这一状况更加严峻”[109]。透明国际的研究发现,只有印度公司比中国海外公司更加腐败,欧美国家担心中国的援助会威胁到他们对提高非洲治理以及减少非洲腐败已进行的努力[110]。
黛博拉·布罗蒂格姆指出,这一担心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来自中国的巨款可能会被挪用。有记者说,“中国不要求对资金进行核查……中国许多贷款直接进入独裁者的腰包”。赞比亚一位市民社会活动家说,“中国贷款引发腐败,因为非洲政府随意使用这笔钱”。其二,漠视腐败使中国公司比更诚实守信的其他外国公司更能够赢得合作机会。其三,中国贷款不要求透明度等条件使有些国家放弃向要求更严格的其他国家贷款[111]。非洲领导人多次把中国的发展援助假公济私,这使人怀疑北京严格执行的“不干涉”政策的人道主义效应。据数据中心Aid Data统计,从2000年到2012年,北京对非洲的投资达8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国家领导人出生地。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兰·霍德勒(Roland Hodler)指出,“总统出生地比其他地方获得的中国援助多270%”。有报告称,塞拉利昂总统欧内斯·巴伊·科罗马(Ernest Bai Koroma)利用中国援助在自己的家乡约尼(Yoni)建立了一所学校。罗兰·霍德勒说:“这表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不干涉原则使得非洲领导人将中国援助当作政治恩赐(指任人唯亲)……这表明中国更关注的是同情中国而不是本国穷人的总统。”黛博拉·布罗蒂格姆也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许多资金不属于官方援助,它只是非洲政府借贷的用于各类基础设施项目与商业有关的出口信贷项目。如果政府领导人想要把这些项目应用到他们的家乡建设中,中国银行不会反对”[112]。(https://www.daowen.com)
(二)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的观点
“中国使腐败变得更加严重吗?”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的观点是或许不会更严重,但是肯定不会变得更好。她的观点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中国并非只是与那些被透明国际列为最腐败的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比如乍得、赤道几内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也与治理良好的国家发展伙伴关系,比如南非、毛里求斯、佛得角以及博茨瓦纳[113]。其次,中国对腐败的态度受本国经验的影响。腐败同样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蔓延,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国家经济发展。所以,为反腐而强加经济制裁与限制条件势必会伤害非洲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会损害非洲经济的增长机会。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2007年南非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明,“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在讨论透明度与良好治理上了,但这并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这本身就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我不认为200年前的英国就具有和今天一样的透明度,更不用说100年前的美国了”[114]。第三,中国并非完全无视腐败的存在,而是十分看重资金的使用。黛博拉·布罗蒂格姆指出,中国非常关心数十亿资金如何被使用,这不是出于心地善良,而是因为中国要利用这笔巨款达到两个目标:获得石油或其他资源进口以及帮助中国建筑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第四,西方国家和西方公司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要求受援国为了得到援助或贷款就必须有好的治理。但是这一无条件的援助是否阻碍了西方致力于透明和防止腐败的努力?黛博拉·布罗蒂格姆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确在为此进行努力并于2003年发起“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简称EITI),意在帮助建立全球问责制标准。然而这一计划只是要求自然资源出口国家承担EITI责任,而不对公司做出专门要求。事实上,西方银行与石油公司依然热衷于与非透明、腐败的国家做生意,这表明它们并不真心期待治理得以改善。2008年,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西方援助国仍然将援助的68%提供给那些腐败排名垫底的几个国家。有些援助国(如希腊、澳大利亚、葡萄牙、爱尔兰、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新西兰)将援助的80%提供给最腐败的国家[115]。另外,西方公司同样存在腐败行为。黛博拉·布罗蒂格姆举例说,2009年,两家美国公司被指控违反美国法律,1998年至2006年间,这两家公司为了获得价值60亿美元的建筑合同,向尼日利亚官员行贿5.79亿美元。第五,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在2006年访问非洲之际,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赞比亚会见大批中国企业家时对公司治理表达了期盼,“我们的企业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必须公开和透明,大项目一定要走竞标程序,禁止不正当的交易,拒绝腐败和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