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中非合作关系
（一）军事合作
经济合作本书第二章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出于种种考虑，中国明显加强了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成为北京增加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一种手段[201]。中非军事合作具体表现为派遣维和部队、出口军事装备以及加强军事联系。
1.派遣维和部队
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的立场有一转变过程：20世纪70年代完全拒绝，20世纪80年代不愿意参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积极参与[202]，进入21世纪积极快速参与和拓展。
自2001年以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数量在迅速增加。2001年1月，中国派遣27位军事观察员到非洲。此时，中国在全球派出维和人员国家中位列第42位。到2012年，中国有超过1800名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贡献最多的国家，其人数占中国全部维和部队的75%[203]。中国维和行动的部署集中在苏丹达尔富尔、南苏丹、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科特迪瓦和西撒哈拉也有少量部署。截至2010年，在参加联合国12次非洲维和行动中，中国维和人员的总数已达3000多人[204]。其中最大的一支（558人）队伍被派往遭受战争创伤的利比里亚，受到了利比里亚人民的极大欢迎[205]。2013年6月，中国同意派遣395名维和部队到马里。这一决定最显著的方面在于，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作战部队执行维和使命，其主要任务是“修复道路和桥梁、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提供医疗救援”[206]。2015年初，中国决定派遣700名作战部队到世界上最新诞生的国家——南苏丹去维和[207]。
关于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态度变化以及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目的，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拉里·哈诺尔和莱尔·莫里斯指出，中国维和立场的转变表明北京决策者意识到，参与维和行动是提升中国安全和军事人员海外军事行动的宝贵机会。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的，大多数情况下会得到东道国的同意，因此联合国维和行动被视为中国对维护非洲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合法手段[208]。迦勒底·门萨认为，由于中国在非洲有较大的自然资源利益，因此越来越注重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其目的一方面是保护其在非洲大陆的石油等自然资源利益，另一方面是要树立其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中国的维和部队有助于解决非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冲突，从西撒哈拉到象牙海岸，中国正在践行承诺、帮助非洲人解决阻碍其发展的难题[209]。丹尼斯·塔尔（Denis M.Tull）则指出，一方面，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在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是一个积极发展，因为西方国家不太愿意向非洲大陆提供维和部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怀疑中国维和努力的连贯性和公信力，尤其是当中国奉行的策略引发或延长暴力冲突时[210]。
2.出口武器装备
中国历来将非洲视为出口军事装备的重要市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出口武器用于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1955年至1977年，中国向非洲销售了价值1.42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冷战后虽然不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但是中国仍向某些国家出口武器[211]。
自从1999年中国将国防工业军转民后，中国武器制造商受市场利润推动加大向海外销售武器的力度，非洲成了重要的销售对象。从2002年至2009年，中国向SSA地区提供了11亿美元的常规武器，另外向北非提供14亿美元的武器[212]。中国也是非洲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主要来源地[213]。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11年，中国约占整个非洲军火工业的25%[214]。
中国向非洲提供武器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中国武器出现在冲突地区或联合国要求武器禁运的国家。近年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直接为反叛团体提供武器，不过反叛团体都能通过中介获得这些武器。2006年，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说，中国在向非洲出口小型武器、轻武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时总是采取“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他强调，中国要求受援国政府提供武器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目的证明，而且不得将这些军火转让给第三方。翟隽还重申，中国严格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不向安理会实施制裁的国家或地区出口军事装备[215]。
3.军事关系
出于对中国全球战略的考虑，逐步增加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十分必要。因此，中国派驻非洲国家的军事专员人数得到大幅增加，目前中国向约1/3的非洲国家中派驻了军事专员代表，与此同时，在这1/3的国家中，约75%的国家也向中国派遣了军事专员代表[216]。
军事互访是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表达中国与非洲人民对于和平的共同期盼，2000年7月28日至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对坦桑尼亚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舰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访问非洲港口[217]。从2009年到2012年，中国共向非洲派出12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而非洲共向中国派出13个代表团。
除军事互访外，中国还向非洲国家的军官提供培训以及增加到中国接受军事学习的奖学金名额。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一星和二星级将领、参谋长和内阁部长在中国国防大学接受培训，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刚果（金）总统的约瑟夫·卡比拉（Josef Kabila）[218]。(https://www.daowen.com)
近年来，北京更加重视与非洲沿海国家（如吉布提和坦桑尼亚）的军事联系，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亚丁湾附近的反海盗行动。2009年至2012年，吉布提和坦桑尼亚的官员实现了与北京的互访。2013年4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会见坦桑尼亚国防部部长，同时，将吉布提港确定为未来中国海军可能的“船用燃料和物资补给点”。2013年5月，中国同意未来十年向佛得角（非洲西海岸的一个沿海国）提供2.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训练[219]。从2009年1月起，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被派往亚丁湾参加多边反海盗任务，这标志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舰艇第一次到中国海域以外的地方执行军事任务[220]。
自2003年起，中国与南非进行定期的防务磋商，每两年举行一次。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已与埃及建立防御合作机制。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2012年8月，中国驻尼日利亚武官康红林上校说，“面对几内亚湾严重的安全挑战以及尼日利亚过时的军事装备，中国海军开始与尼日利亚海军进行训练演习……中国同意帮助尼日利亚在卡杜纳（Kaduna）建立一个弹药装配厂，支持尼日利亚政府发展本地武器生产的愿景”[221]。
关于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军事联系，拉里·哈诺尔和莱尔·英里斯这样评论道：“当中国海军寻求加强在非洲地区的经济利益时，中国军事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寻求加强与非洲国家在重要地缘区域的军事关系。”[222]
（二）外交合作
外交领域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与帮助；第二，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1.相互支持
在哪些方面支持？中国强调“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人权、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等方面，相互支持，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23]。
相互支持的表达？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历来认为，中国和非洲在一些重要的全球问题上相互支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目的就是动员和获得非洲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支持北京[224]。中国强调在涉及非洲利益的所有问题上，充分考虑非洲国家的利益表达，一贯地呼吁国际社会推动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主张，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和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在全球事务上的磋商与合作比以前更加重要[225]。非洲支持中国在多边舞台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则寻求自己的主张得到更广泛的接收与支持。与此同时，非洲国家需要中国在诸多国际领域支持它们的切身需求[226]。
相互支持的动因？北京宣称，中国和非洲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对国际事务有着共同的看法。在合力推动全球新秩序的背景下，中非之间共同的外交政策目标包括：改组联合国，使非洲在安理会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改革全球贸易体系；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进入发达工业国家市场的机会；实施减少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贫困、不发达和经济脆弱性的方案；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下，加强南南合作，加强亚非团结，协商处理全球不公正、歧视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问题，这些都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27]。
如何相互支持？促进咨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充分利用现有的对话渠道；加强政府之间的联系；根据变化了的双边经济和贸易形势，更新和签署相关的双边协定，从而为双边合作提供法律保证；积极拓展联系，不断扩大贸易规模。北京致力于加强中国与非洲在多边论坛，如WTO、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TAD）上的合作，协调立场，加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在多边经济和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地位。北京认为，只有相互合作与协调，中国和非洲才能够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228]。
2.台湾问题
伊恩·泰勒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较全面。首先，台湾地区是中国对非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大陆有很多理由与台湾地区就所谓“外交承认”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宪法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让台湾获得政治合法性，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或者在国际社会上代表中国，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否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将受到中国人民的质疑[229]。
其次，为了与台湾竞争，北京有时宁可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北京若要积极介入非洲，就必须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是由于台湾地区从中作梗，中国不得不向某些非洲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中国与贝宁和赤道几内亚的关系就是如此，为了寻求政治资本（外交承认），中国愿意付出这一代价，目的就是不让台湾地区的外交得逞。这与中国注重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商业性质形成鲜明对比[230]。
再次，不同非洲国家对台湾问题有不同认知。对于贫穷的国家，如乍得和利比里亚，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贸易关系都比较少，谁提供的援助多就可能与谁发展外交关系。毕竟，对这些贫穷国家而言，在“两个中国”争论中，支持台北不会丧失任何东西。在有些国家，如马拉维和塞内加尔，台湾地区提供的援助也能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然而，经济强大或与北京有贸易往来且拥有政治抱负的国家则会比较谨慎，不愿意冒因外交转向而导致经济不稳和政治报复的风险。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有最贫穷的非洲国家才愿意发展与台北的所谓“外交联系”，甘愿冒激怒中国的风险[231]。
最后，台湾问题不能夸大但也不能无视。尽管中国的非洲政策必须考虑台湾因素，但是这一主题不应被夸大，毕竟53个非洲国家中只有3个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232]。当然，在观察中国非洲政策时也绝不可以完全忽视台湾这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