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关系的制度保障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进行的，如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等。冷战结束后，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力图使其与非洲的关系制度化，通过制度化平台加强与非洲的对话与合作[86]。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贸易和投资有了长足进步（参见第二章），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创立，这些制度的创建为中非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87]。
2000年10月，在北京创建的FOCAC为中非决策者促进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搭建了一个平台。换句话说，FOCAC为中非关系在南南合作精神下的集体协商、建设性对话以及共同规划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外交机制。2000年发布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意在稳定和促进中非关系。自2000年以来，中非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取得了较大发展。FOCAC加深了中非政治、经济、投资、贸易、南南合作和援助各领域的关系。FOCAC会议主要是经济议题，但是从一开始，中国介入非洲就具有政治因素和动机。FOCAC非常类似于法非峰会、英联邦会议或者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有学者指出，中国建立该论坛有与西方大国竞争的意图。
尽管外交言辞上具有连续性，如中国一直声称重视发展与非洲的关系，但是中非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波三折（见第一章）。上世纪90年代末期，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急切希望非洲作为一个集体加强与中国的互动。这促使非洲大陆与中国于2000年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建立了非对称的、一个大陆和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平台——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传统上倾向于双边关系，更强调多极化而不是多边主义。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理解仅限于参加峰会，这种状况在加入WTO后有所改变。2000年，第一届FOCAC的举行使中非关系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道路。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是中国对非战略的一部分，即确保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经济利益以及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自2000年后，FOCAC每三年举行一次，至今已分别在亚的斯亚贝巴（2003年）、北京（2006年）、沙姆沙伊赫（2009年）、北京（2012年）和约翰内斯堡（2015年）举行。尤其是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FOCAC，引起全球广泛关注。这是一次中非间盛大的峰会，来自48个非洲国家的总统和国家元首、高级代表以及企业家参加了此次会议。就在此次会议之前，2006年1月，北京发布《中国非洲政策》白皮书，特别强调了中国在非洲的长期利益。
每次FOCAC都会产生指导和加强中非关系的新宣言和行动计划，它们体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全球问题和非洲大陆问题上的一致性，为外交互动和商业往来搭建了宽泛的政治框架。在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斯文·格林姆（Sven Grimm）看来，尽管中国有利用FOCAC向非洲大陆实施软实力攻势之嫌，但是FOCAC仍然受到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欢迎，认为这是有效发展与国际重要行为体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机会，表4-2是中国在历届FOCAC做出的承诺，这样一些切实符合非洲各国发展的承诺自然会获得非洲国际领导人的欢迎，更何况中国基本上都能够按时高质地兑现这些承诺。
表4-2 中国在历届FOCAC上做出的承诺(https://www.daowen.co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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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斯文·格林姆所指出的那样，尽管FOCAC取得一些成绩，但它并不是完美的，它的跟踪机制比较薄弱。除了中国、南非和埃塞俄比亚有一些制度机制监督行动计划的进程与规划外，其他国家没有类似监督机制。中国的FOCAC后续行动委员会隶属外交部非洲司，它需要与商务部的西亚非洲司沟通，另外财政部也参与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执行计划，包括对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中国银行有对项目的否决权。FOCAC后续行动委员会每两到三个月召集非洲外交使团举行会议，因此，项目及其执行主要由中国机构来决定。非洲方面主要是回应中国的提议，包括起草三年一度的FOCAC会议行动计划。除此之外，FOCAC关系只是维持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市民社会组织没有参与任何委员会。中国因坚持FOCAC承诺而赢得声誉，这使非洲精英不再对欧洲集团及其承诺抱有幻想。然而，FOCAC也有执行非常缓慢的时候。比如，计划建立的3～5个专属经济区，只在赞比亚建立了一个。还有，据报道，中非发展基金很难使遍及非洲大陆的许多项目受益。斯文·格林姆建议，后续行动委员会应该机制化，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这些委员会可以评估各种（贸易、投资和援助）承诺，可以监督执行和寻求随时发生的困难或冲突的解决办法[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