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负面评价
（一）中非合作不能改变非洲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迦底勒·门萨指出，中国和非洲对国际体系有着共同的认知，但是在经济交往的实际层面，中国是否能超越其自身战略需要去帮助非洲摆脱其在全球经济的边缘地位，从而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55]？换句话说，中国强势回归非洲大陆以及非洲对外关系的多元化能够改变非洲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吗？丹尼斯·塔尔的答案并不乐观。从政治上来看，尽管未来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不是取决于非洲，而是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假使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那么至少从长期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市场，那么中国与西方经济利益（尤其是能源安全）的冲突将减少，从而中国对非洲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国家的需求将减少。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对非洲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影响同样不确定。首先，非洲对外经济联系的多元化有可能出现，然而，截至目前的总体情况说明中非经济关系非常的不平衡，有重蹈非洲与西方国家非对称关系覆辙的趋势，结果是非洲仍处于全球体系的边缘。尽管非洲国家是中国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来源地，但是非洲国家因此而取得的社会经济进步非常有限，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因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国家没有本质区别[56]。
迦底勒·门萨还认为，尽管非洲和中国在反殖民斗争中享有共同的观念利益，并且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它们的经济利益并不必然相一致，尤其是在使非洲摆脱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方面[57]。因此，中非贸易关系仍然改变不了非洲在前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的地位[58]。
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包括印度）介入非洲的方式是21世纪对非洲资源的第二波掠夺，和19世纪殖民列强掠夺非洲资源并无不同。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中国介入非洲的长远结果将是英、法、美等非洲大陆的前殖民主义大国同新兴的大国中国的竞争，而非洲在这一竞争中将处于更加不发达和边缘化的状态[59]。
萨努·姆巴耶指出，中国的“双赢”说辞——没有一方是失败者——听起来越来越空，这与伪装的新殖民主义市场渗透战略并无差异。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售原材料，而从中国购买制成品。这种贸易模式加剧非洲在世界劳动分工中基本产品供应者角色的形成[60]。彼得·马顿（Peter Marton）和塔马斯·马图拉（Tamas Matura）指出，在非洲，中国对矿产资源“贪得无厌”，是一个掠夺原材料的新殖民主义者，这使非洲长久地处于不发达状态[61]。
（二）中非合作阻碍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
关于“中非合作是促进还是阻碍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这一问题，国外许多作者持后一种观点，即中非合作阻碍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克里斯·阿尔登认为，中国恰好在非洲国家经历从独裁专制转向民主政治制度的困难转型时期返回非洲。与其他援助国不同，促进民主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事实上不难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不可能支持他国的（西方式）民主发展，因为这将意味着对中国国内政治合法性的否认。这也是北京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因之一。尊重主权通常能获得非洲国家专制政权领导人的认可，而这无疑将破坏现存的政治自由化的努力。来自贸易（和税收）、发展援助和其他途径的收入保证了非洲独裁者的统治，而对国内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诉求置于不顾。这是中国非洲政策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最有吸引力的方面，但是却无益于普通非洲人民[62]。
伊恩·泰勒直截了当地点明，中国强势回归非洲对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几乎可以确定不会有助于非洲大陆的和平、繁荣和民主”[63]。
萨努沙·耐度认为，中国介入非洲固化了阶级冲突和扩大非洲社会的不平等。中非合作对不同阶层有不同影响，中非国家间政府层面的合作的实质是精英协定，在非洲，精英代表着统治阶层和私人部门。因此，中国参与非洲不仅不能导致有意义的发展，反而是激化了阶层矛盾以及扩大了不平等，这在非洲各社会阶层都可以感受到[64]。
乐施会（Oxfam）驻亚的斯亚贝巴联络办公室主任德西雷·阿苏巴维（Desire Assogbavi）指出，中国与一些非洲政府的关系强化了独裁政权，为独裁政权维持统治提供了新机会，这破坏了非洲国家建设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的努力[65]。(https://www.daowen.com)
（三）中非合作不能破除“资源的诅咒”
中非合作能够扭转“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66]吗？更进一步说，中非合作能否使非洲国家真正走上国富民强之路吗？持否定和悲观看法的国外学者大有人在。
卡尔顿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哈尼·贝萨达（Hany Besada）写道：“北京与几十年和几世纪之前的欧洲强国的所作所为没有很大不同，对石油和其他资源的依赖将导致所谓的‘资源诅咒’。”[67]非洲战略研究中心教授阿西斯·马拉基亚斯（Assis Malaquias）指出：“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丰富资源不仅没有促进非洲国家的发展，反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军事冲突、社会混乱和经济退化。”[68]
美国知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中非能源合作可能会破坏非洲国家的民主和问责制。从石油收入获益的政府不需要通过税收获取收益，因此更易于摆脱政府的问责[69]。而问责制的缺失和对资源收入的滥用通常会导致对财富来源的争夺，这极大地增加了政治不稳定。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声称，来自石油价格的收益，尤其是如果价格飙升，将带来额外收益，致使政府舞弊行为猖獗，并以维护国内治安为名镇压反对派。同时，资源丰富的政府没有动力多元化及促进非资源部门的发展[70]。天主教救济服务机构（Catholic Relief Services）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资源引致发展这一观念并不在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议程上，因为财富的生成不是依赖于生产发展，而是依赖于控制国家特定的资源地区，或者出于个人的权力和利润原因控制市场[71]。同样地，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教授指出，非洲政治精英生存可以依赖于夺得和控制相对有限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地理区域，非洲国家的“资源战争”即是明证。这种情况下，富裕和欠发达同时并存于同一个国家不难理解[72]。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依赖石油或其他商品对希望避免典型资源诅咒的非洲国家来说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会导致过度地依赖某一特定商品。“风险之一是商品繁荣可能会导致自我满足，这将会阻碍政府为维持可持续增长而采取必要措施，例如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制度改革等。”过度依赖石油等商品会对非洲国家构成威胁，在价格波动面前更加脆弱。另外，因向中国出口石油而获得收益有可能使地方官员不再有动力多样化其经济。当然，这一问题不仅仅适用于中国投资。但是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加刺激中国增加商品出口和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将会引发货币高估，这将破坏出口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73]。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对非洲石油日渐增加的兴趣会加深非洲的依赖性[74]。
（四）引起部分非洲人民的担心与不满
对于中国的批评并非完全是西方的“酸葡萄效应”（指西方可能出于忌妒而批评中国），非洲内部也的确存在对中国参与非洲的担心[75]。弗朗西斯·艾可莫指出，中国实力正在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很难预料中国在非洲会如何使用其权力与影响力，中国会是一个理性的、和平的和务实的大国抑或是一个非理性的、好战的和扩张主义者？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有过长期的、富有成果的历史联系，但是伴随着权力及影响力的增加，它有可能调整其参与规则。例如，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对包括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此对非洲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使人们更加担心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76]。
为什么非洲人民不满？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两个：一是带来失业，二是企业破产。其一，中国在非洲的石油特许权只使非洲国家的精英受益，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使普通非洲人受益，尤其是在就业、保护社区权利等方面仍是一大问题，这不利于非洲资源的真正主人——非洲人民的长期发展[77]。其二，MFA终结后，中国纺织品出口的迅速扩大是对许多非洲国家新兴纺织业的毁灭性打击。欧洲、美国和非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在肯尼亚、莱索托、斯威士兰、南非和毛里求斯，因为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大量涌入，大量工人丧失工作[78]。伊恩·泰勒指出，有证据表明部分非洲人越来越憎恨中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东道政府的特别关爱与保护。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只要通过讨好非洲领导人而不管他们是否合法便不会受到地方的阻挠将是愚蠢的。有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79]。例如，2005年4月，在谦比希的中国矿厂发生爆炸，共有51名工人丧生。事件发生后，众多媒体指责中国的安全标准太过松弛，但是也有记者指出，赞比亚的矿业安全问题不只在中国企业中存在。例如，2005年10月，中国矿难死亡1人，而在莫帕尼（Mopani）铜矿却造成20多人死亡，这是一家瑞士、加拿大和赞比亚合资的企业[80]。
非洲人有哪些不满表现？最直接地表现就是袭击中国企业和绑架中国人质。例如，2006年4月，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的一个炼油厂附近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意在对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表示不满，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声称，“我们意图警告中国政府及其石油公司离开尼日尔三角洲，中国政府通过投资偷窃原油”[81]。
也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持不同看法，例如萨努沙·耐度指出，中国工人被绑架（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或杀死（埃塞俄比亚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奥加登地区）与其说是反华情绪不如说是对非洲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不满，因为他们囤积了大量财富[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