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非洲国家

第一，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沃库·德格内提出中国介入非洲是“天使还是魔鬼”的问题，他自己的结论是：非洲国家应该停止外来势力决定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命运，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75]。菲罗兹·曼日和斯蒂芬·马克斯认为，AU以及市民社会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尽管避免“毫无批评地接受一方，而简单地拒绝另一方”^[76]。伊恩·泰勒认为，对非洲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学会与中国合作，当中国遵守治理规范时，鼓励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对处于发展阶段的AU提供资金支持，减轻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相对容易的合作领域。如果中国不遵守宽泛的治理标准，非洲国家领导人应该大胆地指出中国哪些行动不符合NEPAD所提倡的规范^[77]。克里斯·阿尔登则建议非洲国家可以学习拉美国家，对中国介入保持批判眼光，要敢于对中国说“不”。例如，在资本贫乏的阿根廷，当中国表达出投资意愿时，当地分析家提醒注意中国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些分析家认为，那些仅仅关注原材料供应的交易不如制成品的附加值获益多。巴西工业界拒绝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他们认为，廉价中国产品的进口将破坏现存的生产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拒绝与中国发展关系，而是拒绝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款^[78]。

第二，非洲国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曼纳·彼得·范戴克指出，中国和非洲工业的竞争不只发生在非洲，在其他地方的市场同样存在。非洲是否具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肯尼亚一份报纸一语道破，“中国有一个非洲政策，但是非洲却没有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很危险的”^[79]。鉴于此，曼纳·彼得·范戴克建议，也许可以将AU改组为功能类似于欧盟的非洲国家同盟（Union of African Countries）^[80]。萨努·姆巴耶（Sanou Mbaye）也建议，非洲国家一方面应该制定统一的中国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非洲原材料联盟^[81]。

第三，达成“非洲共识”。迦底勒·门萨认为，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都不能完全适合非洲，最好发展出一个“非洲共识”（African Consensus）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即中国在全面介入非洲时，要求重视使普通非洲人民获益的经济活动，尊重他们的人权与经济发展。否则，非洲只会成为中国追求其全球大战略的载体，而非洲自身却无法从这一关系中获得可持续性收益^[82]。(https://www.daowen.com)

第四，政府、地区组织和市民社会齐心协力。汤普森·阿尤德勒和奥卢塞贡·索托拉建议，非洲政府必须打好其政治牌，政府要和AU及市民社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政策框架，从而确保FDI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如果管理不好，非洲将有可能被中国剥削，并最终错失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得机会^[83]。

乌尔里希·雅各比（Ulrich Jacoby）建议，非洲国家要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发展地区间贸易，以及促进非洲国家间劳动的进一步分工。为了从中国项目中实现最大化获益，非洲国家应该努力提供业务技能更熟练的本地劳工，提高就业率。他还建议中非之间要多开展形式多样的双边合作，例如合资企业，这有助于促进技术转移和维持更可持续的关系^[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