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969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中国国内的局势变得紧张，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言也是一场灾难。中国在非洲乃至世界的利益和影响力都在这场骚乱中遭受到了重大挫折。除了埃及大使外，其他非洲国家的大使都被召回，只在中国设置了临时代办处。这段时间，许多非洲国家被中国的挑衅言语所激怒，例如，当中国指责突尼斯“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时，突尼斯中断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当中国大使馆写信指责肯尼亚经济计划部部长有意破坏中肯关系时，肯尼亚驱逐了中国临时代办。1966年2月，加纳发生政变，总统恩克鲁玛被推翻，这是中国在非洲遭遇到的重大挫折。这一政变使中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恩克鲁玛当时正在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同年10月20日，中加关系再遭重创，两国关系中断^[45]。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学教授布鲁斯·拉尔金（Bruce D.Larkin）看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非洲进行的挑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46]。(https://www.daowen.com)

从外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数量上也能够看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1966年有116个代表团（大多数访问在1966年之前），1967年减少至53个。到1968年，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数量只有12个。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有五个非洲国家访问了中国，它们是刚果（布）、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从1967年到1970年，这五个国家访问中国的次数分别是14次、9次、11次、15次和9次。其间，两位非洲领导人访问北京，他们是1967年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和1968年的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