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对非援助的比较
（一）中西对非援助的比较
自“冷战”开始至今，尽管援助进行了60年，发达国家仍然找不到一种办法能够确保援助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减少贫困[128]。西方国家一直在试图寻找援助有效性的“药方”，从早期的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综合农村发展项目与人类需求，然后到结构调整，再到治理和民主、乡村银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等等。然而，这些用在非洲的药方在减少贫穷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129]。
在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看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中国的援助与西方都有所不同。中国援助的内容十分简单，且很少改变，主要受自身发展经验以及受援国要求的影响。中国援助及其经济合作计划注重基础设施、生产以及大学奖学金，而传统援助者却忽视这些领域。中国对基础设施的贷款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对合资企业的补贴能够带来就业以及提升地方能力建设。由于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拥有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尤其是消除贫困）使其很容易获得战略伙伴的信任。就如利比里亚前财政部长安东尼特·萨耶赫（Antoinette Sayeh）所说，“很显然，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对这一经验很感兴趣”[130]。
作为新兴的援助大国，中国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受到欢迎，引起欧美国家的广泛关注。他们对中国不考虑各种社会、环境以及治理标准而提供援助的做法十分不满。在与中国银行竞争失去合同之后，欧洲投资银行行长生气地指责中国的行为“不知廉耻”。世界银行前任行长批评中国在贷款中忽视环境以及社会安全保障。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公司出于获益目的而将援助与出口挂钩[131]。事实上，这种促进出口的方式（联系援助）是中国之前作为受援国从援助国家（尤其是日本）那里学来的，而他们现在却反过来对此提出批评。
中国援助的内容以及援助执行的方式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这在黛博拉·布罗蒂格姆看来，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中国援助受建国后确立的外交政策框架尤其是“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原则仍然制约着中国的援助政策。第二，中国援助遵循一系列明显不同于西方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第三，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自身也是个受援国。第四，受日本援助影响，把对外援助看作经济手段之一，中国领导人熟练地借此来促进中国出口以及自身发展。援助不仅用于支持受援国的发展，而且用于促进自身贸易，帮助提升中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以及鼓励中国国内企业的升级[132]。
（二）中西援助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补充[133]
中国对非援助提出一个问题：它与西方援助是竞争关系还是相互补充关系？(https://www.daowen.com)
持竞争观点的大有人在。《经济学家》撰文指出，由于OECD不可能完成鹰谷（Gleneagles）峰会所制定的对非洲援助翻番的承诺，新兴援助国家的崛起应该受到传统援助国家的欢迎。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援助受到怀疑，中国被指控有帝国主义企图，试图对非洲强加新的殖民协约[134]。更有学者指出，中国对非洲资源的争夺构成对西方国家的威胁，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将导致冲突[135]。
与传统观点不同，简－拉斐尔·查彭内雷认为中国援助非洲是对西方援助的补充而不是竞争，其理由如下：非洲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是发展的重要障碍，然而西方援助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见图5-2）。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DAC国家从那些私人部门能够完成的项目中撤出。然而，当西方政府不再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时，私人部门并没有进入这一领域。不过这却为中国援助提供了机会。直至进入21世纪后，OECD才改变态度，ODA重新投资于基础设施。2005年，投资额恢复到30年前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援助是对OECD国家援助的补充而不是竞争。
另外，中国还与DAC国家不愿意援助的国家（如苏丹和津巴布韦）发展关系。从发展援助占非洲国家GDP的比重（图5-2）可以看出，中国援助的分配是对DAC国家的补充而不是竞争。之所以说是补充，部分是因为这一事实，即中国发展关系的一些国家都是OECD国家极力避免接触的，比如几内亚比绍、多哥和中非共和国。在其他非洲国家，中国的国际合作所占比重明显低于OECD。
图5-2 DAC国家用于基础设施的开支（1970年至2005年）（单位：百万美元）
图5-3 OECD的ODA和中国的国际合作占非洲国家GDP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