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之前中非合作的特点
（一）非洲逐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由于距离较远、中国专注于国内和周边国家事务以及非洲独立国家较少等原因，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但是从万隆会议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非洲逐步成为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反对殖民主义以及加强第三世界团结等外交战略的核心[48]，为此，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
（二）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苏联的极大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受到苏联的极大影响。在中国看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支持南朝鲜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在印度支那支持法国反对越南。为此，毛泽东放弃中立立场，采取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中国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导致中国在亚洲以外地区完全追随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中国与非亚洲国家的联系也主要通过有苏联背景的组织获取、建立和开展[49]。
1955年亚非会议之后的中非关系也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和苏联对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开始出现分歧。苏联认为，非洲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从殖民帝国主义手中夺取政权，只有在政权发生变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发生。而中国则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夺取政权，革命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时广泛团结工人、农民和资本家[50]。对民族革命运动的观点不一致必然导致两国矛盾加深。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非关系更是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加强在非洲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地与苏联展开竞争。中国支持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ZANU）即是明证[51]。
（三）政治色彩浓烈(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活动，从对非洲感兴趣，到与某些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再到向某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及支持某些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例如，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非双方签署了第一个经济和文化协议，但是该协议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最终目的在于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联系[52]。同样地，在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强调倾其所有，为相关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资源给予帮助[53]，战略意图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盟友。
（四）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共同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万隆会议期间，新中国领导人把发展中国家看作国际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强调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着共同的身份，即同属第三世界国家[54]。
参加万隆会议的各国领导人有一个共识，即所有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及都对西方白人统治有着共同认知，他们致力于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实现真正独立[55]。会议发表的声明指出：“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会议期间，广大非洲国家接受了印度和中国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最担心的是亚非拉人民的觉醒，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从亚非拉打回原地。”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向其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支持，致力于鼓励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其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56]。随着斯大林逝世以及赫鲁晓夫采取对美缓和政策，毛泽东对莫斯科是否继续致力于革命事业产生怀疑[57]。1958年，毛泽东对之前提出的“中间地带”概念进行细化，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独立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进行区分。欠发达国家被看作“第一中间地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被看作“第二中间地带”[58]。中国强调与“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有共同的屈辱史，迫切需要恢复尊严，并且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加拿大麦克文大学迦勒底·门萨（Chaldeans Mensah）教授指出，作为第三世界的领头者，中国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苏联沙文主义（中苏关系破裂后），并通过承建有声望的项目建立并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国表示其意识形态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相同，即共同致力于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和推动南南合作[59]。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指出，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中国援助非洲是利他的。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莱尔·怀特（Lyal White）和菲尔·阿尔维斯（Phil Alves）指出，冷战期间，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是利他的，因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相似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出于与苏联关于在非洲影响力和威望的竞争，使中非关系得以稳固发展[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