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投资策略
（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政策[102]
在邓小平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真正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并不存在，海外投资只是以政府发展援助项目的形式出现。1979年8月，中国国务院通过立法允许国有公司投资海外，这一改革启动了中国的FDI。然而，改革并没有立即导致FDI迅速增长，原因是FDI只限于国有公司。80年代初期，FDI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不大。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鼓励经济自由化进程并允许其他类型的公司投资海外，这一举措促使中国的FDI开始起飞。
1992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正式纳入国家经济政策。自此，中国私人企业也开始投资海外，FDI规模逐渐扩大，不过此时中国对FDI的审核程序还比较严格与繁琐，因而大多数投资于香港，并且集中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自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起，FDI迅速增加。中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103]。“走出去”战略减少了FDI程序的繁文缛节，赋予某些公司税收鼓励、低息贷款、直接或间接补贴以及其他来自国家机构的优惠支持。
在2006年签订的《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中对于中非合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倡议，其中就包括有FDI的相关内容。简单来说，就是非洲国家和中国承诺鼓励相互投资，双方达成《双边投资条约》（BIT），并在很大程度上尽可能避免双重征税。双方建立中非联合商贸会，以进一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建立中非发展基金，支持有良好声誉的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中国政府承诺在非洲建立3～5个经贸合作区。此外，中国还采取了几种不同方式资助在非项目建设，包括赠与（实物而不是现金）、贷款（包括软贷款和纯粹的商业贷款）以及对受援国的债务减免。另外，中国还声称将向在非洲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104]。
在中国，经济由中央政府统一计划管理，FDI主要由国有企业来实施。国有企业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中央政府直接决定着国有企业的FDI行动。因而中国对非洲和其他地区的FDI即包含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包含着国内因素的影响，例如因国内市场饱和而寻找新市场；确保自然资源供应；避开进口配额限制；引入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以及达到某种政治目标。
（二）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策略和“优势”
1.中国的投资策略
为了更迅速地占领非洲市场，中国公司采取了如下策略[105]：
首先，相比西方公司，中国公司似乎不在意风险规避，尤其是在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如安哥拉、刚果和塞拉利昂。这些国家优先支持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中国企业将许多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看作机遇。由于愿意承担重大风险，中国公司能够从FDI中获得巨额利润回报，他们在非洲国家获得的利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其次，中国公司重视西方公司所忽视的领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较少受到西方的竞争，中国是基础设施领域（道路、铁路、水坝和电厂等）的主要参与者。严格地说，这些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是“连带”（tied）项目[106]，大多不具有商业价值。然而，尽管从短期来看没有商业利润，但是却可以带来长期的回报。因为大多数基础设施项目属于公共领域项目，中国这些带有“善意”性质的项目能够获得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同情与称赞。这使得中国能够获得在该国的政治影响力，进而为获得其他具有商业和战略价值的项目打开通道，比如，赢得石油和矿山开采权的招标。
第三，中国将遭受西方国家制裁的国家选定为目标。如前所述，西方的制裁实际上将某些国家转变为了小众市场。由于没有法律或政治义务要求中国必须联合西方一同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中国因此就成了这些“流氓国家”（pariah states）的替代性选择[107]。中国在苏丹、津巴布韦都采取了这种搭便车战略。安哥拉从中国获得了20亿美元的贷款（因为不能从IMF获得），这使得中国在安哥拉的石油竞争中成功扮演了“黑马”的角色，这是北京为达到追求非洲资源的目的而有意忽视当地不达标的财务管理。在西方不给予重视的情况下，中国投资——尤其是在非洲的一些夕阳部门，如纳米比亚的农产品加工或者赞比亚的棉花生产——仍将继续受到欢迎[108]。
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上述投资行为，有批评者指出，中国在非洲实行的是新重商主义政策，其目的是在全球能源安全的竞争和获取原材料的竞争中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09]。
2.中国的投资优势[110]
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企业就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卢西·科尔金看来，这说明中国企业同其他外国企业相比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充足的资金支持、较低的成本以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一，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是它们最大的优势。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但能从它们在中国的总部公司拿到预付款和履约保证，还能从中国的银行得到优惠贷款。它们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还可以从中国银行、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低利率的贷款。(https://www.daowen.com)
第二，较低的成本。根据DGPTE的研究，中国企业控制着非洲市场过半的大型建筑与土建工程项目。法国学者安德里亚·戈德斯坦（Andrea Goldstein）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许多非洲国家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它们的广泛存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它们是成功的，因为这降低了项目工地所需设备的运输成本。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它们能够提供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平均只相当于竞争者标的的三分之一）[111]。因此，当一些非洲当地或国外的建筑企业能赚取15%～25%的利润的时候，中方的企业通常只能赚取不到10%的利润，有些甚至低至5%，这使它们在价格上具有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偶尔也会用低于竞争对手50%的价格来报价[112]。当然这并非惯例，但很明显中国公司进入非洲市场无疑加剧了各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竞争。
第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工地比较有组织，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员工均生活和工作在工地。这种“实地”（hands on）的管理方式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有助于全面了解工程项目进展，及时处理突发事件[113]。中方的工作人员通常住在条件一般的工地上，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普通工人住在一起。这有助于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同时大大地降低了成本。许多中国工程师接受采访时指出，劳动力的低成本是他们同其他外国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因为那些企业通常要支付工程师高额的薪水，并且还要给他们提供单独住房和交通工具[114]。
（三）中国和西方对非洲投资的比较
1.相同点
第一，投资动机相同。中国介入非洲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跨国公司没有什么差别，投资的动机都是为了获得资源和市场准入[115]。
第二，投资对象相同。投资集中于资源丰富的国家。
第三，投资策略相同。与西方一样，大型的中国国有企业近期也开始倡议承担社会责任，以最小化投资的负面效应（或最大化积极效应）[116]。
第四，投资目的相同。投资与本国战略利益紧密相连[117]。
2.不同点
第一，中国重视长期的战略考虑。卢西·科尔金认为，英美企业以自身财力状况和股东为重心，通常对投资资本回报率有较高要求，与之不同，中国政府要求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即着重长期赢利而不是短期赢利[118]。迦底勒·门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战略制定上要比其他企业考虑得长远一些，他们注重中长期利益，这促使他们同安哥拉、赞比亚、苏丹等国维持良好的关系[119]。
第二，中国强调“双赢”。卢西·科尔金指出，为了同西方国家只顾自己利益的战略保持距离，中国更加强调“双赢”的关系[120]。
第三，中国企业不受国际原则约束。迦底勒·门萨认为，中国不受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原则的约束，这些原则包括透明度、责任感、慎重使用自然资源财富以及管理自然资源收入来源等[121]。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G.Sutter）举例说，安哥拉政府没有对石油部门进行改革以达到国际金融制度所要求的透明度，却仍然得到了来自中国的20亿美元的软贷款[122]。
第四，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来压力较小。出于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或者避免将公司形象与腐败政权联系起来的考虑，西方公司拒绝进入某些名声不太好的非洲国家。而中国公司不会面临这些压力，也不考虑与之打交道的政权是否腐败，这对有些非洲政权而言更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来自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公司能够从中获益更多[123]。
第五，中国政府直接为海外公司提供便利。中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现象出现较晚，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一些中国公司在海外经营，但是中国大规模的FDI发生于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这为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便利。中国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向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提供支持与帮助，比如优惠贷款等[124]。除了“走出去”策略和低息贷款，中国政府还建立相关制度机构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最著名的就是中国政府在非洲建立了经贸合作区，目的是进一步便利中国公司在非洲大陆的投资。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经贸合作区内建设基础设施和其他建筑，这些项目都受到中国发展援助的支持，并由中国公司来承建[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