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认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1]。怎样与其他社会现象结合，是许多语言研究者曾经努力探讨的问题。在各种探索和尝试中，将语言研究与民俗文化研究相结合无疑是公认的扩大研究范围的一条路子。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其民风民俗、文化现象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现象需要语言记录和流传，汉语方言就是各种民俗的活化石，无论是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还是语言民俗，都在方言语汇中有所反映。要了解语言与民俗的紧密关系，可以选取一个观察点，来探讨该地域语言与民俗文化的特殊关联，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
我国南方有一条又长又宽的文化沉积带，“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踪迹可寻”[2]。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好处于这条文化沉积带的中部，这里长期生活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各民族杂居共处，相互影响，交互渗透，无论是民族中的文化多样性还是民族间的文化一致性，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在该地域选取一个点来调查，以点带面，研究其语言和民俗文化无疑是可行的。
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及观念变化等均会对语言和民俗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多次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这种巨变无论在喧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山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变革不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导致了风土人情以及民风民俗的巨大改变。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又直接导致了词汇及用语方式的改变。因此，我们把观照的时间段定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之间，以期探讨社会巨变对语言和民俗的深刻影响。本书选取恩施州建始县的景阳镇作为主要调查点，通过村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生产生活习俗来观照整个恩施地区的习俗。
一、写作缘起
（一）民族语言与方言的使用现状
这是一个物种和语言都在迅速灭亡的时代，许多在语言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民族语言在强势语言的猛烈攻势下，迅速向强势语言靠拢，逐渐由双语兼用变为单一转用，最终走向灭绝或濒临灭绝，我国的土家语就是弱势语言中的一种。
1.土家语的濒危局面
现代化的迅猛进程使得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物的多样性受到威胁，不少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语言生态环境照样在现代化的步伐中产生了巨变，一些语言迅速被现代化的洪流淹没，土家语就是其中之一。历史上土家族曾经是单语社会，改土归流以后，随着中央王朝汉化政策的推行及汉族移民的增多，土家语的使用状况产生了巨变。转用和兼用汉语的区域不断扩大，仅在酉水流域的永顺、保靖、古丈毗邻的大部分山区，土家族老年人口还在单用土家语。全国土家族聚居区的多数地方已转用汉语，如贵州、湖南、湖北的土家族自治州、自治县；仅有极少数地方，如湖南的少数村寨还兼用土家语和汉语交流。据戴庆厦等人的调查，目前会说土家语的人还不到土家族总人口的3%[3]。少数年轻人能听懂但已不能流畅使用土家语，只会少量几个语词。显而易见，“土家语已成为一种濒危语言，而且濒危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大部分已土家语存留地区2～3代人或更长一点时间以后土家语会消失”[4]。目前土家语消失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随着老年人口的减少，土家语存留区的壮年人口面对的是不会说土家语的年轻人，使用土家语交际的情况已越来越少。
2.方言使用状况的变化
土家族聚居区弃用母语以后，转用汉语方言的西南官话作为交际用语。在国家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大趋势下，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变，方言也在发生急剧变化，部分方言逐渐成为弱势语言，“我国目前已经有至少8%～10%的孩子一出生就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他们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5]。目前部分城市儿童在日常交际中基本不用方言，农村地区儿童（尤其是幼童）相互交流时已有使用普通话的情形。就算使用方言，他们的方言发音及用词习惯、语法特点也在逐步改变，呈现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方言式微，将来必会像土家语一样，走向濒危境地，文化遗产保护也将成空中楼阁。方言濒危导致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中华语言及其各种方言的濒危与消亡是国家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复现性的损失”[6]。对该地域的方言进行抢救性研究势在必行。
（二）研究意义
鉴于土家语处于消亡边缘，各种汉语方言都逐渐式微，研究和保护当地语言及语言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的写作意在为方言研究和民俗研究出一份力，其意义有三。
（1）有利于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山区由于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僻民贫，形成了一条宽广的文化沉积带。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开展和旅游业的过度开发，这条沉积带的不少民俗文化来不及保护就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该区域的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民俗文化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同，但对民俗文化、民俗语言、民俗事象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尚需相关学人的进一步努力。
（2）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方言的存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而言，具有外在标志功能和内在认同功能。“就群体标志而言，语言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团、一个社会阶层的标志。就个体标志而言，语言不仅能影响我们的受教育程度、智力、工作能力、个人身份、社会地位、社会适应能力。同时，我们还可以拿特定的语言变量作为衡量指标，来判断个体的相关情况。”[7]就认同功能来说，语言能让人产生情感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让个体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出门在外，熟悉的乡音总能让人产生亲切感，就是情感认同功能使然。因此，研究和保护方言及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促使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3）能为相关部门制定和调整民族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该区域是多民族聚居区，风俗习惯各有特点。《礼记》有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民俗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仪典娱乐上，更烙刻在语言表述之中。20世纪以来，恩施山区经历了大型战争洗礼和重大社会变革，民俗文化随时代变迁已产生很大变异，但方言依然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一部民俗史就是一部社会变迁史。当地居民及迁移人口的生存繁衍轨迹可以通过方言语汇的变化窥见一斑。语言是信息传播、思想交流的工具，一个民族的民俗，主要是通过语言代代传承的。语言就是民俗的根，“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民俗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因此，研究当地的方言与民俗能为管理者了解民情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核心概念
（一）方言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不同分支，有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之分。汉语方言系汉语共同语的地方分支，属地域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8]。方言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一种民俗现象，可以看成民俗语言的一部分。本书重点考察的是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区，选取湖北省恩施方言小片的一个方言点，以其中一个镇作为调查点，该方言小点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区成渝片[9]，《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其划分为湖广片的鄂中小片[10]。西南官话的重要特点是入声归阳平，赵元任、丁声树等曾指出：“入声归阳平，这是西南官话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恩施地区的方言已没有入声，全部归入阳平，符合西南官话的典型特征。
（二）民俗
民俗即民间习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1]，它总是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民俗一旦形成并固化，“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2]。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总带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书主要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镇为观察点，探讨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苗族、汉族的不同习俗，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的角度，记录并分析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及语言运用状况，探寻经济生活的变化及社会变革的产生对语言生活的影响，以及语言与民俗之间的密切关联。
三、研究现状
汉语方言研究和民俗研究的成果单独来看都颇为丰富，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方言的角度探讨民俗，或从民俗的视角解读方言的成果却少得多，对方言中的民俗事象、民俗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还研究得远远不够。
（一）汉语方言研究现状
1.总体情况
有关汉语方言的研究浩如烟海，自西汉扬雄《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之后，历代均有不少研究成果。20世纪以来，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包括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方言词典的编纂，方言分区、方言地图的拟定以及方言学的应用研究等等，还包括港台、海外的方言研究。以李荣、詹伯慧、罗常培、袁家骅、赵元任、杨时逢、丁声树、曹志耘、李蓝等为代表的方言学家们辛勤耕耘，已出了大量学术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现代吴语的研究》、《昌黎方言志》、《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厦门音系》、《临川音系》等等，还有大量的方言研究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1979年《方言》创刊之后，更为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方言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平台，并促成了大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
2.湖北省方言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湖北省的方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以黄冈师范学院陈淑梅教授为首的一批研究者对鄂东方言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专著《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以及论文《鄂东方言中表状态的结构助词“得”》等；以汪国胜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湖北大冶方言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有专著《大冶方言语法研究》及系列论文；刘兴策教授、王作新教授对宜昌方言颇为关注，分别有《宜昌方言研究》、《三峡峡口方言与民俗》问世；朱建颂教授潜心研究武汉方言多年，有《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词典》，刘兴策先生的高足赵葵欣著有《武汉方言语法研究》；其他地域则有邵则遂教授的《天门方言研究》、王群生教授的《湖北荆沙方言》及刘国斌教授的《通城方言》等，较早的研究还有赵元任先生的《钟祥方言记》等等。相关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如《鄂南蒲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黄冈方言的疑问代词》、《安陆方言词汇》系列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相对而言，关于鄂西方言的研究稍显薄弱，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体现，其中杨洁考察了恩施地区的否定式差比句，龙庄伟、罗姝芳、潘国东等探讨了恩施方言中的土家语底层现象，另有部分研究者对恩施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及民俗语言做了一些探讨，相关的参与者包括谭志满、金小栋、赵修、喻莲、李芳等等。另外有部分博硕论文涉及了恩施方言研究，如郭丽的《湖北西南官话音韵研究》、杨雪梅的《湖北鹤峰方言语音研究》等等。
（二）民俗研究现状
1.总体情况
我国自《诗经》开始，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都有对民俗的客观反映。系统研究民俗源于北京大学从1918年开始的方言调查和民俗调查，后研究阵容逐渐扩大，参与者包括民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者等等。针对的对象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和移民海外的部分民族，涉及城市、乡村的不同地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有介绍全国风俗概况的，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也有针对某个民族的，如关于满族、维吾尔族、土家族的研究，有探讨民间信仰的，如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也有探讨仪式仪典的，如萧洪恩的《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研究民族语言时涉及了相应民俗，如戴庆厦、王远新等研究者的专著和论文。此处仅以土家族民俗研究状况为例加以说明。
2.土家族民俗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民俗研究者或以专著或以论文的形式对土家族的饮食习俗、岁时节日习俗、仪式仪典、民间信仰、民间文学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向柏松的《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杨昌鑫的《土家族风俗志》，陈廷亮的《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以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持编著的土家研究丛书等。论文数量也十分可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生产劳动、娱乐庆典等均有涉及，如《土家吊脚楼与楚建筑——论楚建筑的源与流》（张良皋）、《湖北薅草锣鼓的分布与特点》（陈建宪）、《试析土家族婚俗中的“插花披红”》（段超、蔺华荣）、《巴人起源地综考》（张正明）、《“土家族白虎图腾”说辨疑》（陈心林）等，研究者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包括民俗爱好者及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等等，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研究阵容还在不断壮大。
（三）方言与民俗结合的研究
1.从已有成果来看
对二者结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方言与文化及方言与民俗两大方面。以文化视角研究的著作主要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林伦伦的《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民俗》，侯精一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等著作及侯精一的《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李如龙的《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等文章。以民俗为视角的成果主要有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黄涛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以及谭汝为关于津沽文化的民俗语言研究专题等等，还有相关论文不计其数，内容涉及称谓、隐语、避讳、副语言习俗等多个方面。
2.从研究队伍来看
研究工作者包括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部分高校还设有相应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02年成立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目前已召开了六届学术研讨会。青海民族学院于2006年成立了青海省语言与民俗研究所。除了《方言》、《民族语文》、《民俗研究》等重要期刊以及高校所办的学报以外，还有一些省市机构有相应的研究期刊作为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如《三峡论坛》。这些研究力量的加入和研究平台的建立为研究方言与民俗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但从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消亡的速度和方言逐步被蚕食的状况来看，已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尚需有志趣的学人进一步努力，以便在方言濒危和民俗急剧变化之前及时挖掘出方言和民俗中蕴含的文化宝藏。
3.湖北地区方言与民俗结合研究现状
湖北地区的相关研究大致呈中东部相对发达、西南部较弱的局面。研究武汉地区、宜昌地区语言与民俗的成果相对丰富，如《方言与文化》（朱建颂）、《三峡峡口方言词汇与民俗》（王作新）、《宜昌方言词及其文化意义》（王作新）、《三峡民俗文化初探》（马培汶）、《三峡区域民俗语言资源的现状与保护对策》（刘传清）等，将恩施地区方言与民俗结合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目前主要涉及亲属称谓及婚俗语汇，其他方面有待加强。
四、调查地点
因为恩施地区方言研究和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均较薄弱，因此在该区域选择调查点尤为重要。本书选取了境内多民族杂居、土著与移民共存的一个村镇——景阳镇作为主要观察点。
（一）景阳镇概况
景阳镇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乡镇。恩施州地处湖北省西南部，西北与重庆为邻，东接宜昌，南邻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东北与神农架林区接壤，是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境内多崇山峻岭，著名的清江起源于利川，流经州内大部分县市，是民风古朴、山清水秀之地。面积约24111平方米，下辖恩施、利川两个县级市及建始、巴东、来凤、咸丰、鹤峰、宣恩6个县。
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是恩施州八县市之一。东连巴东县，以野三河为界；西接恩施市，以太阳河为界；南邻鹤峰县，以长河、茶寮河为界；北与重庆市巫山县毗连；西北与重庆市奉节、巫山两县接壤。建始县辖长梁、茅田、龙坪、三里4个乡和业州、红岩、高坪、景阳、官店、花坪6个镇。长江支流清江穿境而过，途经景阳镇的大部分地域。景阳镇是建始县的10个乡镇之一，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在明代就属于建始县管辖。
1.历史沿革
据清同治《建始县志》记载，“旧制编户七里”，景阳属七里之一，明代经过李自成战乱及容美土司肆虐后人口锐减，县署曾经对编户做过调整，“今并景阳、新陇、永福、革塘四里于坊郭、太安、长寿之内，实分三里，分四甲”[13]。康熙二十年以后局势趋于平稳，人口渐增，景阳仍单列为一里。新中国成立后设景阳区。1984年，建始县设9区，景阳属其中之一，1996年实行区乡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撤镇建乡，景阳属7乡之一，1997年改称景阳镇。所辖区域以清江河为界分为江北、江南两大部分，江北8个村，其中村坊坪村于2004年搬迁后，江北为7个村，江南有25个村，镇政府实际下辖32个行政村。
2.气候及物产
景阳镇位于清江之滨，清江穿镇而过，镇政府所在地及大部分地域均在清江南岸，北岸有少数几个村子。清江的景阳段被称为“景阳河”，境内多水多山。老镇政府处于峡谷地带的下坪，海拔约250米。水布垭工程修建以后，老镇被淹，镇政府搬迁至革塘坝。革塘坝新建各机构形成的区域被称为“新镇”。镇内最高点轿顶山海拔为1641米。整个镇子整体属亚热带季风和季风性湿润气候，但因境内多高山，气候垂直差异大，物产在不同的海拔区域也有差异。恩施地区总体因海拔差异分低山、二高山和高山三个层级，低山多产水稻、水果，二高山多产包谷、洋芋、烟叶，高山多产药材、茶叶。景阳镇因海拔不同可分低山和二高山，主产粮食为水稻、包谷、洋芋，水果主产柚子、梨子，干果主产核桃，经济作物以烟叶为主。
包谷和洋芋是低山、二高山和高山均大量种植的农作物，成熟时间一般高山比低山晚半月到1个月，低山除了这些以外，还种水稻，峡谷地带另大量培植柑橘、柚子等水果。
（二）语言状况
所居人口主要是土家族、苗族和汉族，土家语和苗语早已消失，全部转用汉语，均使用西南官话。口音分“蛮子腔”（此处“蛮子”系当地说法，并无贬意）和“搬家子腔”两类，声韵一致，声调不同。与普通话相比，声母无鼻音声母n，韵母无un、ün、ɑnɡ、enɡ、inɡ，相应的音读为onɡ、ionɡ、ɑn、en、in，多ue韵母，如“国”，发音为/kuɛ214/。声母和韵母配合方面与普通话也有一些差异。
表0-1 景阳镇方言声母和韵母配合规律与普通话的主要差异举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声韵配合上，“掐qiɑ”读为/k‘A214/；无e音，读为o，如“喝”读为“豁”；部分jie音字读为/kai55/，如“街”、“界”、“届”等。最突出的差异是没有普通话中的“ue”韵母，景阳镇方言中有此音与“g”声母相拼，比如“国”的发音为/kuɛ214/。
因为声调的差异，习惯上也把居住人口分“蛮子”和“搬家子”两类。土家族多操“蛮子腔”，发音多降调，阴平调调值约为/44/。“蛮子”居住在纬度较低、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不管具体的行政村村名，居住地统称“河里”。汉族多持“搬家子腔”，语调多上扬，阴平调调值为/55/，且多居住在高寒地带，以二高山为主。“搬家子”大多是近300年间由外地迁徙而来，居住地域被河里人统称为“高山”。从族源来讲，“搬家子”多是从外地迁来的汉族人，蛮子是居住在本地的土家族人和少量苗族人。当地还有两类人相互嘲弄的儿歌，如：
蛮子蛮，背酒坛。
背到狮子观，
跶得稀巴烂。
搬家子，栳叉子（栳：用肩扛），
栳到河里鬼掐死。
虽有儿歌如此，各民族其实相处和谐，经过多年的融合与通婚，当地的汉族大都有土家族血统，反之亦然。几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已逐渐趋同，“搬家子腔”和“蛮子腔”除语音方面语调有差异外，词汇语法基本一致，其余用语习惯也相似，除了声调外已无多少区别。
选择的理由，首先是景阳镇是武陵地区文化沉积带上的典型多民族杂居村镇，土家族、苗族、汉族相互通婚，和谐共处，风俗习惯既保留了多样性又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致性。清江穿境而过，境内既有公路又有水路，使其成为周边乡镇人流、物流往来集结的中转站。选取此镇作为主要调查点可以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习俗之间的融合、演变情况。其次是该镇的旅游开发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尚未遭到大面积破坏，但需要及时记录和抢救。再次是因为这里是笔者的家乡，有家乡父老的支持，便于开展调查，可以避免“进不去”的尴尬。
本书旨在记录恩施方言及其特有的民俗文化。因为景阳镇既有土生土长的土家族苗族“蛮子”，又有搬迁至此的汉族“搬家子”，因此，本书可以在观察景阳镇的基础上，以点带面，记录整个恩施地区近百年来的方言特点，探讨社会变迁及政治变革对语言和民俗的影响，以及语言与民俗的紧密关系。
五、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及文献研究方法，具体包括文献查阅、个案访谈、调查等方法。文献包括方志类文献、整理出版的方言创作文集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调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正式访谈，二是日常闲聊，三是参与观察。
固定访谈对象的调查方式多样，正式访谈、日常闲聊、参与观察都有，随机访谈对象多以闲聊的方式调查，偶有正式访谈。主要访谈的家庭12个，观察家庭5个。固定访谈对象24人，随机访谈对象30余人。固定访谈对象中，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2人（访谈时健在，即将成书时已过世），40年代出生的1人，50年代出生的10人，“60后”2人，“70后”2人，“80后”5人，“90后”1人，“00后”1人。这些家庭和个人主要分布在景阳镇的4个村庄。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所有调查对象均隐去姓名，以字母代替。
【注释】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2]张正明：《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见曹毅：《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3]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页。
[4]刘伦文：《母语存留区土家族社会与文化——坡脚土家族社区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李宇明：《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6]李宇明：《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
[7]王远新：《论语言功能和语言价值观》，《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8]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页。
[9]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4期。
[10]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2009年第1期。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
[13]熊启咏重纂，贺九如参校：《建始县志·方舆志》，清同治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