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零碳之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政府一直由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和工党交替执政。目前执政的莫里森政府属于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两个党派在气候政策上存在一定分歧，这也使得澳大利亚的双碳之路存在相当的混乱和反复。
（一）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执政期政策
1996年到2007年间，是由代表自由党的霍华德政府执政。约翰·霍华德上任7个月宣布了第一个气候变化计划——《保护未来：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的反应》（Safeguarding the Future：Australi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但该政策被批评者认为严重依赖技术和创新，并且没有通过新的税收来降低排放。[6]1998年11月，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出台《国家温室气体战略》[7]（National Greenhouse Strategy），该战略侧重于三个方面的行动：（1）提高对温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2）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提高温室气体吸收能力（greenhouse sink capacity）；（3）制定相应对策。但由于霍华德政府长期追随美国的气候政策，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未进行批准。
2002年霍华德政府的环境与遗产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宣布新的气候变化战略——《全球温室挑战：澳大利亚的未来之路》（Global Greenhouse Challenge：the Way ahead for Australia），这一战略以四大要素作为支柱，旨在实现澳大利亚的京都目标并预测适应需求。一是澳大利亚将努力争取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全面的全球应对措施；二是澳大利亚将在保持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三是使国内政策在灵活性和确定性之间取得平衡，以便对投资和技术开发作出关键决定的同时能够强调成本效益；四是澳大利亚将实施有助于适应已经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后果的政策和计划。[8]
澳大利亚政府于2004 年制定了能源白皮书，《确保澳大利亚的能源未来》[9]（Securing Australia's Energy Future），该文件提出了可再生能源举措，包括对燃料消费税计划的彻底改革以及研发资金。但它重申，批准《京都议定书》不符合国家利益。
（二）工党执政期政策
2007年到2013年间，由代表工党的陆克文政府执政，其依靠在气候和环境方面的竞选承诺，获得了2007年的大选。陆克文政府兑现其竞选承诺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8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白皮书《碳污染减排计划：澳大利亚的低污染未来》（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Australia's Low Pollution Future）。该白皮书概述了澳大利亚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最终设计和新的2020年减排目标，即排放量无条件地比2000年的基准减少5%，如果存在全球协议，且所有主要经济体承诺大幅限制排放，所有发达国家承担与澳大利亚相当的减排量时，则比2000年的基准低15%。但是，陆克文政府提出的澳大利亚的碳污染减排计划（CPRS）也导致其民意支持率一落再落，该计划是陆克文政府提出的针对人为温室气体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排放交易计划，由于威胁到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优势地位，党内选举后由吉拉德接任。
吉拉德政府于2011年7月10日，发布《确保清洁能源未来：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计划》（Securing A Clean Energy Future for Australia：Australian Government's Climate Change Plan）[10]，概述了政府到2020年每年减少1.59亿吨温室气体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为碳定价，投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在土地部门创造机会，同时推进碳排放交易系统相关立法，并获得了成功。
（三）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执政期政策调整
2013年至今，历任三届政府都是代表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执政。2013年阿伯特上任后就废除了由工党政府推行的碳税、碳排放交易系统相关法案。2015年4月8日，时任政府工业和科学部部长发布了《能源白皮书》（Energy White Paper），从竞争、能源生产效率和投资三个主要方向提出了政府对能源部门的愿景。
2015年9月到2018年8月特恩布尔上台期间，他希望推动能源市场改革，推出了《国家能源保障计划》（Australia's 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该计划对国家电力市场中的能源公司和大型能源用户设定了可靠性义务和减排义务。特恩布尔政府于2015年12月发布《澳大利亚国家气候适应和适应战略》（Australia's National Climate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Strategy）[11]，阐述了澳大利亚如何管理气候风险，以造福社区、经济和环境。强调澳大利亚联邦和地区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复原力建设，并用一套原则指导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同时为未来的磋商和行动确立优先领域。澳大利亚于2016年11月在第45届议会上批准了《巴黎协定》，其承诺的2030年的目标是将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26%—28%。
2018年莫里森上任后对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废除了特恩布尔的《国家能源保障计划》，这一政策旨在通过改革能源市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期望将能源问题与气候问题脱钩。在此背景下，2018年，环境与能源部发布了“气候解决方案一揽子计划”（Climate Solutions Package）[12]，以提升能源效率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莫里森政府发布《国家氢能战略》（Australia's National Hydrogen Strategy）[13]。2020年9月，作为莫里森政府宣布“燃气复苏”战略的一部分，为了使更多天然气进入市场，政府宣布间接和直接资助天然气至少9.03亿澳元。[14]2021年5月，农业、水和环境部发布《国家土壤战略》[15]（National Soil Strategy），该战略旨在通过推动政府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协作，开展协调的地面行动、研究、教育、监测和治理恢复和保护全国的土壤。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澳大利亚的长期减排计划》（Australia's Long-Term Emissions Reduction Plan）中，再次提出“依靠技术而非税收”的战略原则，这被批评者们认为是霍华德政府战略的延续，[16]即将保护化石燃料部门的工作岗优先于气候行动，并仅依靠新技术的公共支出来证明其正在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2021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未来燃料和车辆战略》[17]（Future Fuels and Vehicles Strategy）阐释了政府将如何与私营部门合作增加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并为新兴低排放燃料技术的推出排除障碍，同时确保电动汽车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2022年3月16日，澳大利亚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在其2019年发布的第一份《关键矿产战略》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发布了《2022 年关键矿产战略》（2022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18]，这一战略聚焦于发展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行业，希望其能扩大下游加工并满足未来向全球出口的需求。同时由于关键矿产是许多低排放技术所需的原材料，这一战略也将作为澳大利亚技术投资路线图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