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对问题

（一）传统化石产业难以割舍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仍选择支持化石燃料行业，强调其煤炭和天然气部门的经济重要性。自2010年以来，在煤炭出口大幅扩张和新兴液化天然气出口行业的助推下，煤炭和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联邦政府推出了“天然气复苏”计划，包括提供大量新的公共资金以开发新的天然气盆地、支持天然气运输网络的扩张以及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天然气供应和国内天然气使用。而碳捕集和储存等技术的运用，似乎仅仅“旨在让化石燃料行业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运营”。澳大利亚能源部部长安格斯·泰勒（Angus Taylor）也承认，政府不打算将化石燃料作为其净零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政府“在未来许多年里仍将天然气作为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与将升温限制在1.5°C的目标以内保持一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必须在2020年至2030年期间每年分别减少约11%、4%和3%。但澳大利亚政府预计，从2019 财年到2030 财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将分别增长4%、32%和12%。^[19]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澳大利亚在继续向世界提供化石燃料的同时，声称会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是荒谬的。政府对于化石燃料的支持与其实现零碳排放的承诺是不一致的。

（二）战略准备不充分

澳大利亚目前在零碳领域的战略和政策都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澳大利亚的长期减排计划》作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整体经济计划，这种“技术而非税收”的方法想表达的是，在不使用任何传统政策杠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新技术的部署应用实现净零排放，但计划并未对以低成本开发和实施所涉技术的风险进行阐述。政府对这些技术的商业化前景、开发价格、可靠性等因素的考量过于乐观，未能考虑达不到理想状况下对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政府目前的计划中将需要大量的“承购协议”，即一种对新技术的政府补贴。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政府补贴无法保证新技术的成功，甚至可能造成财政的沉重负担。^[20]如果净零排放技术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既会给国家财政造成严重负担，也不利于其真正走向市场化。此外，目前没有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也缺乏在经济领域制定相应政策框架的政治意图。

（三）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澳大利亚能源安全和稳定性的担忧正在上升。随着国内石油产量的减少和炼油厂的关闭，该国对石油产品进口和全球石油供应链的依赖正在稳步增长。为了发挥天然气作为向低碳经济过渡的燃料的作用，政府正在关注资源开发，增加管道容量和市场整合。澳大利亚的电力系统同样面临着可靠性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时，以及在需要容纳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太阳能容量的情况下，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不足，断电事件时有发生。政府正在实施改革以确保供应，包括要求电力零售商承担相应义务、调整系统运营，以及进行2025年后的电力市场设计等，以整合更高水平的可变可再生能源^[21]。

（四）现有产业易受国际脱碳影响

在全球向零碳排放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全球供应链的传导，澳大利亚的经济将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七个国家制定了本世纪中叶的净零排放目标。^[22]这些国家的减排举措将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澳大利亚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来自出口，其中78%是货物贸易。澳大利亚前三大出口产品是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随着出口市场所在国要求使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其对煤炭和天然气的需求将下降。铁矿石用于炼钢，目前炼钢主要使用煤炭或天然气，因此其也属于一个排放密集型过程，可能受到出口国政策变动的影响。此外，在国际投资来看，矿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产业，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是制造业的两倍多，并且作为最大的出口行业，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又往往在矿业投资中占据主导。澳大利亚能否通过能源转型、技术升级等继续吸引低碳投资资金对其零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