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朏和《传法宝纪》
《传法宝纪》是早期禅宗的另一部史书。作者杜朏，字方明，唐朝京兆人，生平不详。若据唐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全唐文》卷二八〇），他也许是禅宗北宗大智义福在洛阳大福先寺曾师事过的“朏法师”。义福曾跟他学习大乘经论，后来往嵩山访法如，到达之时法如已经去世，转而到荆州玉泉寺投到神秀的门下。另外，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4—864）入唐求法所带回的书中有《南岳思禅师法门传》二卷，在其《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中题为“卫尉丞杜朏撰”；在《在唐送进录》则题为“清信弟子卫尉丞杜朏撰”（皆载《大正藏》卷五五）。这位信奉佛教的卫尉丞杜朏与上面的“朏法师”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传法宝纪》的作者杜朏，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是不足以确定的。但从《传法宝纪》当中对神秀法系的一系列的赞词和后面所说：“昔尝有知音者，令修此传记。今将草润绝笔，辄为其后论矣”，可以认为，作者杜朏与神秀一系的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关于《传法宝纪》的撰写年代，以往日本学者一般认为比净觉所撰《楞伽师资记》略早，大约在唐开元初年（713）。实际上，从书中的有关记述来看，它当晚于《楞伽师资记》。在书中的〈神秀章〉记载，神龙二年（706）神秀死后，孝和（中宗谥号）皇帝命在荆州玉泉寺的安葬神秀的塔所建度门寺，尊神秀曰“大通和尚”；“睿宗复出钱三十万，修崇焉”。睿宗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在高宗死后一度被立为皇帝（公元684年），后被武则天废。其子临淄郡王李隆基在景云元年（710）韦后毒杀中宗后率兵诛韦后及其党羽，拥戴父李旦即皇帝位。李旦在位时间很短，先天元年（712）让位给李隆基（玄宗），自尊为太上皇，开元四年（716）去世，被谥为“大圣真皇帝”，庙号“睿宗”。因此，《传法宝纪》中有“睿宗”的庙号，意味着此书不可能早于开元四年。此外敦煌禅宗文献《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记载，唐开元二十年（732）慧能的弟子神会（684—758）在滑台与北宗僧人就禅门法系正傍和顿渐问题进行辩论，提到：“今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今修《法宝纪》，又立如禅师为第六代”[18]。这里所说在嵩山竖碑铭的事，是指唐永昌元年（689）法如死后在会善寺所立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之碑（文载《金石续编》卷六）。此碑与《传法宝纪》都把法如作为继达摩之后的第六代祖。所说立“七祖堂”的事不明，也许是以神秀为七祖？但从神秀的直系弟子普寂当时是北宗领袖来看，这不太可能，也许是普寂以七祖自任。《法宝纪》自然是指《传法宝纪》。据以上考察，《传法宝纪》当撰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
《传法宝纪》大概流传不久就在社会上湮没无闻，甚至在一切书籍中都见不到它的名字。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从敦煌遗书中发现。此书的抄本原件皆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三种写本：（一）P2634号写本，仅存序和〈达摩〉章的一部分。日本矢吹庆辉在1930年出版的《呜沙余韵》和1933年出版的《呜沙余韵解说》（皆由岩波书店出版）中收录了它的照片并加以介绍。在1932年又将其校本收编在《大正藏》卷第八十五卷之中。（二）P3858号写本，仅存从〈道信〉章的后半至〈法如〉章前半的25行。（三）P3559号写本，首尾完整，1936年由日本神田喜一郎发现，在1938年出版的《敦煌秘籍留真》中介绍了它的首部，在1942年出版的石井光雄《积翠先生华甲寿纪念集》中发表《关于〈传法宝纪〉的完帙》的论文和全部照片。翌年，白石虎月依据这些照片加以校订，将其校本放在《续禅宗编年史》的附录中发表。1967年由法藏馆出版的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的卷首发表了这一写本的完整照片，书后的〈资料的校注〉中载有柳田校订、注释的全文。这一校本比白石的校本增加了尾部所附的〈终南山归寺大通和尚塔文〉。此后在1971年柳田又对全文重新校订注释并译成日文，收在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初期的禅史Ⅰ》之中。柳田对此书的整理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
《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先后相距时间不久完成，都记载了从北魏菩提达摩到神秀及其弟子的历代禅师以《楞伽经》为禅法要旨的传承事迹和北宗禅法风格。但是二书似乎互不相知，互不受对方的影响，各具自己的特色。《传法宝纪》篇幅比较短，由序、目录和从达摩至神秀的七章以及作者的总论组成，书后还附有《终南山归寺大通和尚塔文》。这里仅介绍两点。
（一）北宗的禅宗祖统说。现存河南省嵩山会善寺遗址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之碑文，提出了中国禅宗最早的付法传承的祖统说。碑文引东晋慧远为佛陀跋陀罗译的《达摩多罗禅经》写的序，说印度的传法世系是佛传阿难，阿难传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后菩提达摩来华传授此法，“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传法宝纪》继承了这个说法，并加以发展，说菩提达摩传惠可（或作“慧可”）以后，“惠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及乎大通（神秀）”，并为他们一一立传，介绍他们的传法事迹。
关于《传法宝纪》的祖统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僧璨的记述，最早改“粲”为“僧璨”，记述他从慧可受《楞伽经》和禅法，隐居舒州皖公山传法的事迹，其基本情节为后来禅宗史书所继承。二是把法如置于弘忍之后，与《法如碑》相同。《楞伽师资记》明确地以神秀作为继承弘忍是第七代（去掉第一代求那跋陀罗是第六代）祖，但同时又说弘忍的十大弟子“俱承禅师后”。据此，早期禅宗师徒之间的付法传承关系也许并不存在严格的嫡庶差别。早期禅宗史书中的传法祖统说，大概受作者所属的派系或观点的制约。看来《传法宝纪》的作者虽对神秀一系十分崇信，但对法如似乎更加亲近一些。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因此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禅法传承世系。后世禅宗盛行之后，南宗编出天竺二十八祖，并提出以菩提达摩（多用“磨”字）兼中华初祖的说法。然而从历史考察，最早提出祖统说的是北宗，其雏形恐怕就是法如碑和《楞伽师资记》（去掉第一代求那跋陀罗）、《传法宝纪》提出的朴素的祖统说。南宗祖统说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把第六代祖换成了慧能。
（二）重直观顿悟，轻经论的禅风。从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对禅法的指导意义，注重通过坐禅达到觉悟自性。《楞伽师资记》和《传法宝纪》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二者的思想倾向也有差别。前者对《楞伽经》的传授更为重视，甚至把此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也列为初祖，并且很强调达摩所说《二入四行》，把它全文引入书中，在为历代祖师立的传中详引他们的著述、言教。而《传法宝纪》对相传的达摩壁观和《二入四行》提出异议，认为这些只是当年达摩进行权宜教化的手段和片面说法（“当时权化，一隅之说”），不是真理（“至论”），说有人“随自得语，以为真论，书而宝之，亦多谬也”；更重视直观顿悟，说达摩对慧可的授法是“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按：指立即使心与真如契合）”；达摩“息其言语，离其经论，旨微而彻，进捷而明”，教人不通过言语经论，迅速体悟法身实相。当然，两书对历代禅师坐禅的教导和实践都有介绍。但《传法宝纪》把达摩禅法解释为“顿令其心直入法界”，反映了禅宗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动向。
【注释】
[1]《传法宝纪》，据杨曾文编校《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附编一所载本；《楞伽师资记》，据柳田圣山《初期的禅史Ⅰ》（日本筑摩书房1983年第三次印刷）的校本。神秀的传，载《宋高僧传》卷八，《大正藏》卷50第755—756页；普寂、义福二人的传，载《宋高僧传》卷九，《大正藏》卷50第760页。以下所引，不另加注。
[2]因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之讳，一般写为恒景。
[3]《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4]详见杨曾文编校《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二《〈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于〈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三之（一）。
[5]《景德传灯录》卷四谓普寂有弟子24人，其中第一位惟政禅师的生卒年是公元755—841年，不可能是普寂弟子（普寂卒于739年），故不可信。日本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出版）第六章考证普寂有弟子23人，可以参考。
[6]张说《大通禅师碑铭》，现有不同版本。柳田圣山以《唐文粹》卷六四所收本为底本，校之以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第四辑所录的柘本图版以及《文苑英华》卷八五六、《张燕公集》卷一四、《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一四、《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二、《全唐文》卷二三一所收本，载在其《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日本法藏馆1967年出版）后附之资料二。这里所引的是柳田的校本。
[7]杨曾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8]请参见胡适校编，台湾胡适纪念馆1968年新版《唐神会和尚遗集》；杨曾文校编，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神会和尚禅话录》。
[9]请参杨曾文《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日本田中良昭、冲本克己等译编，中央公论社1989年出版《大乘佛教.11.敦煌Ⅱ》的〈解说〉。
[10]朝鲜本在“问曰”之前有“惠可”二字，在“答曰”之前有“师”字。其他各本皆无，今从之。
[11]《法华经》的〈方便品〉：“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这里的“知见”，相当于智慧。
[12]参见杨曾文《佛教戒律和唐代律宗》，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1990年第三期。
[13]同上。
[14]这里所用的《楞伽师资记》主要是日本柳田圣山的《初期的禅史Ⅰ》（筑摩书房1971年出版，1981年第三次印刷）中所收的校刊本。《注般若心经》，用敦煌县博物馆所藏077号写经上的抄本，见杨曾文《净觉及其〈注般若心经〉（附其校本）》（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1993年《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
[15]除所引用者外，参《宋高僧传》卷十八、《景德传灯录》卷四〈慧（惠）安传〉以及《全唐文》卷三九六所载宋担《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卷九〈怀让传〉。
[16]详见杨曾文《净觉及其〈注般若心经〉》。（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1993年《中华佛学学报》第六期）
[17]田中良昭著，大东出版社1983年出版《敦煌禅宗史书的研究》第一节〈楞伽师资记〉；柳田圣山著，法藏馆1967年出版《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后〈资料八〉以及《初期的禅史Ⅰ》之序。
[18]胡适《神会和尚遗集》（附胡适晚年研究），台湾胡适纪念馆1970年再版。
[19]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后〈资料六〉、《初期的禅史Ⅰ》之序；白石芳留著，酒井本店1943年出版《续禅宗编年史》附录（三）。
笔者为表示对柳田对整理《传法宝纪》成果的尊重，以他《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后所附的校本为底本，用敦煌文书P2634号和P3559号的照片重作校勘，对某些字和段落作了修订，并换上中国通用标点，发表在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的附编（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