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对洪州宗禅法的评述

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将马祖的洪州宗作为禅门七宗之一予以介绍，以“触类是道而任心”概括此宗禅法。他说马祖的禅法主张是：

起心动念，弹指、謦（按：原误作‘磬’字）咳、扬眉，因所作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瞋痴，造善造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意以推求，而四大骨肉、舌齿、眼耳、手足，并不能自语言，见闻，动作，如一念今终，全身都未变坏，即便口不能语，眼不能见，耳不能闻，脚不能行，手不能作，故知语言作者，必是佛性。四大骨肉一一细推，都不解贪瞋，故贪瞋烦恼并是佛性。佛性非一切差别种种，而能作一切差别种种。意准《楞伽经》云：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按：愿误作‘与’字）造一切趋（按：原误作‘起’字）生；受苦乐与因俱。又云：佛语心。又云：或有佛刹，扬眉，动睛，笑欠，謦（按：原误作‘磬’字）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故云触类是道也。

言任心者，彼息业养神（或云息神养道）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何以故？心性之外，无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

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对洪州宗也有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的介绍。“触类是道”就是马祖所说的“即心是佛”和“一切法皆是心法”，不过特别强调一切世俗的东西，贪瞋痴以及一切善恶行为、各种动作，都是佛性（的显现、作用），都是道（心）。所谓“任心”就是马祖所说的“道不用修”和“平常心是道”。又特别指出马祖的禅法是注重从《楞伽经》中找理论根据。可以认为，宗密对马祖禅法的介绍是可信的。

稍加分析就可看出，马祖所说的能够“主宰”人的日常说话、见闻和从事善恶行为的“佛性”、“心”不过就是当时人们所相信的灵魂。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南北朝时以梁武帝为代表的涅槃学者将相当于灵魂的“真神”、“神明”看作“正因佛性”，认为“心有不失之性，真神为正因体。”（均正《大乘四论玄义》卷七）梁武帝著《立神明成佛义记》、《净业赋》，认为人的“神明”（或心）是人成佛的正因，它有体有用，体是清净的，永不变化；用是作用，在“无明”的浸染下使人产生种种情欲、善恶活动，如果通过修行将覆盖浸染神明之体的“无明”断除，就能成佛。^[13]南阳慧忠在批评所谓“南方宗旨”时提到的“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去来运用，遍于身中，挃头头知，挃脚脚知，故名正遍知。离此之外，更无别佛”的观点，大概就是马祖洪州宗的观点。从《景德传灯录·马祖语录》也讲“心真如义”、“心生灭义”来看，似乎马祖也将“心”（相当于梁武帝等讲的“神明”）分为“体”、“用”，但现存语录没能详述。宗密说洪州宗与剑南保唐宗主张“一切是妄”相对，是主张“一切是真”。从整体上看，是抓住了马祖禅法的要点的。

中国哲学思想在唐代得到进一步深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心性的哲学论证。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学说对儒家为名教确立心性理论基础的“性命”之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便途径。马祖的洪州宗和希迁的石头宗的迅速传播，扩大了禅宗心性思想的影响范围，从现存一些士大夫为禅僧写的碑铭和有关文字来看，不少儒者对禅宗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比马祖、希迁稍后的著名儒者韩愈（768—824）写有《原道》，以《礼记》的《大学》为依据提出儒家的道统论。又写出《原性》，说“性”是“与生俱生”，“情”是“接于物而生”，认为有上、中、下三种性，承认当时言性者都“杂佛老而言”。韩愈所讲的性、情，显然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前者相当于佛教的“佛性”（或“心真如门”、心之本），后者相当于“妄心”（或“心生灭门”，心之相、用）。真正把儒家心性学说提到哲学高度的是他的学生李翱（772—841），他写出《复性书》，把儒家《礼记》的《中庸》和《周易》中的“天道性命”之说与佛教的心性理论会通，为从孟子以来的“性善”伦理学说建构了心性论的哲学基础，为后来的宋明理学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