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剑南禅派的珍贵史书——《历代法宝记》

本世纪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不少早期禅宗的资料，唐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纪》和出于保唐禅派僧人之手的《历代法宝记》是其中最珍贵的三部禅宗史书。前两部是北宗的禅宗史书，反映从菩提达摩到北宗代表人物神秀的禅宗发祥史，而后一部是在吸收前两部书史料的基础上用保唐禅派的观点所写的净众、保唐禅派的历史。

《历代法宝记》，一卷，不著撰人，从全书的内容和后面所附门人儒者孙寰所写的《大唐保唐寺和上传顿悟大乘禅门门人写真赞文并序》来推测，此书当在保唐寺无住于大历九年（774）去世后不久，由其弟子编撰。在书前题目之后注有：“亦名《师资血脉传》，亦名《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亦名《最上乘顿悟法门》。”这些书名的含义是：此书是记述历代佛法（法宝）的历史；是记载禅宗历代师徒传承的法系的史传；是传授确定禅法是非，摧灭邪法，显扬正法的心法的；书中弘扬最上乘的顿悟法门的禅法。看到《师资血脉传》的名字，使人想起了唐独孤沛在为神会集录的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所说：“后有《师资血脉传》一卷，亦在世流行。”但这是指在《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以往一般称《神会语录》）后面所附的从菩提达摩到慧能的“六祖”小传，而不是《历代法宝记》。书名中的“定是非摧邪显正”、“最上乘顿悟法门”也显然是受南宗的影响，特别是神会的影响。神会在与北宗的辩论中就自称是“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辨邪正，定是非”，他继承并发扬慧能的顿教禅法，对北宗的渐教禅法进行批评。^[2]

《历代法宝记》的编写层次是从写佛教在中国的传入盛行，到写禅法传承的法系，最后写保唐禅派无住的生平和传法语录。卷首引37种包括佛经、道书、佛教史书在内的书名，用以表明本书具有可靠的历史根据。有趣的是其中所引佛经中有伪经（实为中国人著作）《清净法行经》、《大佛顶经》（《楞严经》）、《金刚三昧经》等，道经中有《道教西升经》（《老子化胡经》），伪书《周书异纪》、《汉法本内传》等，还引有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在叙述佛法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与道教进行所谓“比较”取胜的神话故事之后，对此后的佛教流行略作介绍，接着讲禅法的传承世系。

首先讲述在印度的传承世系。据《付法藏经》（《付法藏因缘传》）列出继释迦牟尼佛之后，从迦叶、阿难到僧伽罗叉、“菩提达摩多罗”的二十九代所谓祖师的名字。达摩多罗是4、5世纪印度西北说一切有部的一位禅师，东晋时佛陀跋陀罗在庐山译的《达摩多罗禅经》介绍的就是他与佛大先的禅法。此经卷首记载从佛—迦叶—阿难……僧伽罗叉—达摩多罗—不若蜜多罗的禅法传承世系。北宗最早利用这个传法世系编造自己的祖统说，7世纪末的《法如禅师行状》、8世纪前期的《传法宝纪》在讲述禅法传授世系时都提到此书，然而都以菩提达摩代替达摩多罗。神会与北宗辩论以《禅经·序》作为他提出的十四代祖统说的根据，说“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也把达摩多罗说成是菩提达摩。但《历代法宝记》又进一步，把此二人的名字合并称之为“菩提达摩多罗”或“达摩多罗”。这一提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禅宗史书，例如成书于9世纪的《曹溪大师传》、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以及10世纪延寿《宗镜录》卷九十七等，皆称菩提达摩为“达摩多罗”（或“达磨多罗”）。甚至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达磨传〉说他本名“菩提多罗”，后来遇到般若多罗时才改名“菩提达磨”。当然，这时禅宗的西方祖统说还没有定型，后来又形成如同敦煌本《坛经》和《宝林传》为代表的祖统说。^[3]

其次介绍中国的禅法传承世系，用传记的形式对菩提达摩多罗、惠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生平事迹进行介绍。值得玩味的是本书在菩提达摩多罗到惠（慧）能的传记前面皆冠之以第一祖……第六祖的称呼。最后一部分是对剑南净众、保唐禅派所直接继承的法系——智诜、处寂、无相、无住的生平事迹和禅法进行介绍。奇怪的是在他们传记之前没有冠以第几祖的字样。在这些传记中，无住的传记和禅法语录的篇幅最长，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三。

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以南朝宋代翻译《楞伽经》的印度僧求那跋陀罗为初祖，次后是菩提达摩，然后是惠可—僧璨—道信—弘忍，说弘忍门下有十大弟子，他们是：神秀、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华州惠藏、随州玄约、嵩山老安、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越州义方，如果加上玄赜则是十一位弟子。《历代法宝记》的作者指名批评净觉所著《楞伽师资记》把求那跋陀罗奉为初祖是“不知根由，惑乱后学”，说求那跋陀罗只是“译经三藏，小乘学人，不是禅师”，因此把菩提达摩多罗奉为初祖。本书有两处提到十大弟子，一处是把惠能置于第一位，说“除惠能，余有十尔：神秀师、智诜师……”；一处是在正式记述剑南智诜……无住的传记之前，特别讲述以往的法事规范、戒律条规和传统各种禅法，强调这些皆属执著文言名相，让人“自心颠倒，系著魔网”，“不是达摩祖师宗旨”，然后在介绍弘忍向惠能传法和袈裟之前又一次提到十大弟子，这次特把智诜置于神秀的前面，说弘忍的升堂入室的弟子有智诜、神秀……刘主簿等。这显然是出于对抗北宗，突出剑南禅派创始人智诜的地位的目的。本书还记载，武则天在长寿元年（692）、万岁通天元年（696）两次派人到韶州去请惠能入京，惠能皆婉辞，但第二次同意把达摩袈裟（称为“达摩祖师传信袈裟”）交给使者带到京城内道场供养。翌年武则天请智诜入京，后来把达摩袈裟赠给智诜，而这一袈裟以后依次传到无住手中。这一说法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情理上来看，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当是成都保唐寺僧人的编造，是为了向北宗和惠能以后的南宗表明自己正统合法的地位的。

从《历代法宝记》的记述来看，其目的主要是说：出自智诜之后的净众、保唐禅派在禅法上是尊奉“达摩祖师宗旨”的，属于“顿悟法门”，并且在法系上承认从达摩、惠可到惠能的六代祖师，因为有从武则天转授的来自惠能的祖传“信袈裟”，在地位上不仅优于属于渐教的北宗，也优于已经没有祖传袈裟的惠能之后的南宗各系。在南北宗并行传播，并在惠能南宗各系迅速兴起的形势下，保唐禅派的这一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历代法宝记》在敦煌遗书中有首尾完整的写本。1928年出版的《大正藏》第五十一卷所收的此书是以S516写本为底本，用P2125写本校对的本子。此后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1930年，岩波书店版）和《鸣沙余韵解说》（1933年，同上）分别收有其写本的影印本及介绍文章。1935年朝鲜学者金久经又据《大正藏》本并参照前述两种写本加以校订，收在沈阳出版的《薑园丛书》之中。另外日本石井光雄藏有此书的一个写本（《石井积翠轩文库善本书目》，现下落不明）及另外5种写本（P3717、P3727、S1611、S1776、S5916，见商务印书馆1962年《敦煌遗书目录》）。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1967年，法藏馆版）第四章对此书结构、内容作了详细论述。他此后以错漏较少的P2125为底本，参校其它各本重加校订，并译为日文，编为《禅的语录3·初期的禅史Ⅱ—历代法宝记》出版（1976年筑摩书房初版，1984年有第三次印本）。笔者在写作中参考了上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