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融的传略

法融（594—857），俗姓韦，润州延陵（今江苏镇江市）人。年19岁，博通经史，并阅读佛典，曾说：“儒道俗文，信同糠秕；般若止观，实可舟航。”（《续高僧传》本传）^[19]从此决心出家，便入茅山礼般若三论学者明法师^[20]为师，剃发为僧，服侍左右，从学中观学说的基本经典“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明法师是陈时三论名师建康兴皇寺法朗（507—581）的弟子，陈末从法朗嗣法后率弟子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三论。唐初法敏、慧皓等三论学者皆出于他的门下（《续高僧传》卷十五〈法敏传〉、卷十四〈慧皓传〉）。《续高僧传·法融传》说明法师乃“三论之匠”，“誉动江海，德诱几神，妙理真筌，无所遗隐”。法融在其门下除尽学三论之外，还勤修禅定，思悟大乘教理。

唐贞观十七年（643）法融在牛头山幽栖寺的北岩之下，构建茅茨禅室，在此专心坐禅。几年之间慕名前来修学者达百有余人。在距幽栖寺15里的地方有一座寺院名佛窟寺，原是由南朝宋的“刘司空”建造，内设七库，收藏经史和图画，有佛经、道书、佛教经史、世俗经史、医方图符等。法融曾特地前来潜心阅读藏书，据说他“内外寻阅，不谢昏晓，因循八年，抄略粗毕”（《续高僧传》本传）^[21]。因此，法融对佛典和儒道经史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后，法融的名声便逐渐为远近所知。

从以下几个事实可以了解法融的学问和为人。

1.法融不仅精通《般若经》和“三论”等大乘中观论书，还通晓《法华经》、《华严经》、《大集经》、《维摩诘经》等。

2.除精通佛教义理之外，还重视坐禅，曾以为“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发不凝想，妄虑难摧。乃凝心宴默于空林，二十年中专精匪懈，遂大入妙门”；在佛窟寺阅读内外典籍后，又回到幽栖寺，“闭关自静，房宇虚廓，唯一坐敷，自余蔓草苔莓，拥结坐床，尘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绝追凉，借草思微，用毕形有”。^[22]主张定慧双修，通过坐禅凝心来断除妄念烦恼，在修行过程中过严格的相当于苦行的生活。

3.贞观二十一年（647）法融在山岩下讲《法华经》。永徽三年（652）应邑宰之请到江宁（今南京）建初寺讲《摩诃般若经》，在讲到〈灭诤品〉时，在义理上大胆作了发挥，使得听众感到惊奇，当时在座的僧众达千人之多。此外，又应江宁令李修本的邀请，到江宁向僧俗三千余人讲《大集经》；显庆元年（656）应司功萧元善之请到建初寺去传法。

4.唐初，法融为了维护东南地区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曾入京上奏交涉。原来在武德六年（623）辅公祐在丹阳（今南京）起兵，称帝，国号宋。翌年，唐军讨伐辅公祐，吴越重归唐土。左仆射房玄龄了解到吴越一带僧尼很多，于是上奏朝廷：“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23]当时吴越一带有僧尼五千余人。法融听闻此讯后立即上京奏言朝廷，表示反对限制僧尼人数。朝廷对其要求不予接受。房玄龄在与他接触中发现他很有才干，曾劝他还俗为官，说“五品之位，俯若拾遗。”^[24]但他不为所动。

5.唐高宗时，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女子陈硕真与其妹夫章叔胤反叛朝廷，自称文隹皇帝，民众从者以万计。当时不少僧人逃到江宁一带避难。法融所在的牛头山幽栖寺也有很多逃僧前来投奔，数日达300多人，寺小难以接纳。但法融竟能采取来者不拒，不问僧之新旧，有饭同吃，祸福与共的态度。他为了保障寺院食粮供给，甚至每日二三次到丹阳向信徒求援，一次能把一石八斗的粮食担回。据说在百日后乱平，寺僧平安离去，也没有一人受到牵连。

可见，法融不仅是个拥有渊博佛学的僧人，而且具有善于经营僧团，与社会上层人士交涉的阅历，既能应请向众多僧俗信徒说法，也能闭关凝心坐禅，刻苦修行。这一形象与后世南宗史书所描绘的“懒融”（《景德传灯录》卷四本传之语）^[25]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法融在显庆二年（657）闰正月死于江宁建初寺，年64岁。有弟子道綦、道凭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