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鹅湖大义

大义的生平，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有详细记述，《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的〈鹅湖大义传〉的内容主要取自此文。^[33]

大义（746—818），俗姓徐，衢州（治今浙江衢县）须江人。童年出家，年20岁在本州潜灵寺从惠绩受具足戒，“若律若禅，无不通贯”（《大义禅师碑铭》，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出处）。后到江西参谒马祖，当时马祖门下“趋者川奔，学者市聚”。他从马祖受法之后，大历（766—779）年间游历至信州（《碑铭》作“上饶郡”，治所在今江西上饶）西边一百里左右的鹅湖山（今铅山县北），此处山色秀丽，环境幽静，便住此聚徒传法。贞元初（785）礼部侍郎刘太真出任信州刺史，迎请大义下山，后来他到长安传法。

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至兴元元年（784）五月发生了“朱泚之乱”，长安一度失守，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太监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平乱之后，统领禁军，贞元十二年（796）敕设护军中尉，窦文场、霍仙鸣分任左神策护军中尉与右神策护军中尉，“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同时他们还任管辖“寺观释道二教”的左、右街功德使。（参《佛祖统纪》卷四一及《贞元释教录》卷一）翌年霍仙鸣病，诏令诸寺设僧斋以“祈福”。贞元十四年（798）霍仙鸣死。（参《旧唐书·德宗纪下》）《大义禅师碑铭》中的“孝文皇帝既清大难，斋心无为，建中尉（按：左右神策军中尉）以总武旅，名功德（按：左右街功德使）以统缁黄”，说的就是此事。

大义大概在贞元十二年到达长安，先住慈恩寺。据载就在他到长安的第二天，霍仙鸣（“右神策护军霍公”）便到慈恩寺寻访大义，认为他与自己梦见的和尚一样，便表奏大义任“内道场供奉大德”。正是由于霍仙鸣的荐举和支持，大义此后经常出入宫廷内的神龙寺，能够接触皇帝、大臣，从此名声日闻。顺宗时为太子，信奉佛教，主持确定南宗的正统地位的就是他，对南宗怀有好感。他曾向石头希迁的弟子尸利问佛经中所说“大地普众生，见性成佛道”的道理，尸利告诉他：“佛犹如水中月，可见不可取。”他在见到大义时便提出此事请教。大义说：“佛性非见，必见水中月，何不攫取？”是说佛性是不可见的，如说可见，那就如同水中月，是不可取之以形的。顺宗又问何者是佛性，他回答：“不离殿下所问。”意为佛性所在即是。对此，太子表示认可。大义在宫内神龙寺与其他僧人也有思想交锋。有位叫湛然僧人对南宗禅法表示不满，在太子和诸王在场的情况下登座说：“佛道遐险，经劫无量，南鄙之人（按：说南宗僧人来自南方偏僻地区），欺绐后学。”大义反击，说此人“迷自性”，好像盲人看不见而责怪白日一样。太子说湛然不明“至道”，此僧受到排斥。

德宗在生日时，常在麟德殿召集儒释道三教学者讲论学问，当时有位精通经论的学僧端甫特别受到尊崇（《宋高僧传》卷六〈端甫传〉）。大义到京都后，也曾应请到麟德殿参加论议。有人对“心有”与“心无”的问题提出质询，认为心执于有则沉沦于凡夫，而达到“心无”则成佛（妙觉）。对此大义不表认可，说执著有固然不可，而认为一切皆无，“何人而登妙觉”。韦处厚在碑铭中解释：“大师之旨，盖以为群生、十号（按：佛有十号）等为有，已迷者终不复悟；等为无，已悟者终不复迷”，恐怕有失原旨。大义是说，对有、无不可偏颇任何一方，应当采取不二的立场。

大义还与其他法师对什么是“行止偃息，毕竟以何为道”进行了辩论，他认为众僧所说的“知”、“无分别”、“四禅八定”等都不是“道”，而“以为一切法是，一切法非，于无性无象而有得有丧，一切亦非；于有形有纪而无取无舍，一切亦非。夫然，岂可以一方定趋决为道耶？”大意是领悟相即不二的道理，超越于有无之上，既不执著于无，也不执著于有，这才是“道”。此即所谓“以不定之辨，遣必定之执；祛一定之说，趋无方之道”。这种充满机辩的言论在当时引起轰动，“自是两宫崇重，道俗宗仰”。

顺宗即位（805），中风失语，朝政多委近臣。此时大义回到信州鹅湖山，名声大振，“郡守藩岳，无不请益，以为有益于政术”，门下弟子也日多。《祖堂集·鹅湖和尚传》所载：“有经论供奉大德对顺宗皇帝前问：如何是四谛？师指圣人（按：顺宗）云：今是一帝（按：‘帝’原作‘谛’字），三谛何在！……”（《景德传灯录·大义传》载为应唐宪宗之诏入麟德殿论议），从当时情势推断是不可信的。顺宗即位后大义便归信州，《大义禅师碑铭》的记载是可靠的。

大义于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去世，年73岁。弟子有广济、翛然、献中、普修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