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挫折和成功
北宗在以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影响很大，朝野的信徒也很多，《圆觉经大疏钞》称之为“势力连天”。就在神会传教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他再次受到打击。《宋高僧传·神会传》载：
天宝中，御史卢弈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住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亦载：
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毁］也。
卢弈，《旧唐书》卷一八七有传，天宝初年任兵部郎中，八载（749）转给事中，十一载（751）为御史中丞，十四载（755）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杀死。从《宋高僧传·神会传》的记载来看，他是尊崇普寂的。然而普寂早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已经去世，说卢弈为迎合普寂陷害神会是不确切的，只能说他是迎合普寂的继承人或其教法、教团。由于他向朝廷劾奏神会聚众阴谋作乱，神会被召至长安（“昭应”是长安的地名，有华清宫，内有温泉，当即“汤池”）受审问，后来被贬逐到弋阳郡（原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州）、均州（治所在武当，在今湖南均县），天宝十三载（754）又被放逐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不久被遣送到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开元寺。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神会被先后贬逐四个地方，此时神会已是位71岁高龄的老人了。
就在神会遭到贬逐，流徙各地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8世纪中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危机四伏，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继而起。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将领安禄山（？—757）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部在范阳起兵叛乱，击败唐军，南下攻入洛阳。次年称帝，并遣兵攻入长安，同时命其部将史思明（？—761）占领河北十三郡。玄宗逃至四川，肃宗在灵武（在今宁夏）即位。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庆绪在洛阳杀其父安禄山称帝，退守邺郡（治今河南安阳），史思明降唐。唐将郭子仪等于当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于魏州称燕王复反，杀安庆绪，并其众，九月再度攻入洛阳，二年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借助回纥的军队收复洛阳。广德元年（763）史朝义自杀，唐军最后平定叛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军需粮草供应困难。唐朝政府不惜通过卖官鬻爵和纳钱度僧尼、道士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军需。先是“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肃宗即位后，至德元载（756）十月“彭原郡（按：在今甘肃镇远之东）以军兴用度不足，权卖官爵及度僧尼”（《旧唐书》卷十〈肃宗纪〉）。不久，朝廷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各地。据史书记载，翌年，御史崔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出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上〉）正式把纳钱度僧尼作为朝廷解决财经困难的重要措施之一。神会以其名望，也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尼之事。《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记述：
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輓：（按：即‘飞刍輓粟”，指运送粮草）索然，用右仆射裴冕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
初洛阳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设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按：时为广平王，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关于纳钱度僧之事，《佛祖统纪》卷四十说：
帝在灵武，以军需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道度牒，谓之香水钱。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于丁酉（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记载：
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
这里先把其中几个历史事实交待清楚。据《旧唐书》有关记传，天宝十四载（755）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至德二载（756）三月以左相韦见素、平章事裴冕为左右仆射；四月以郭子仪为司空兼副元帅；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
神会主持戒坛度僧尼，是在洛阳收复之前于外地的某个场所开始进行的。当时并非只有神会一个人主持度僧尼，在五岳、各个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设戒坛请“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但很可能由于神会的名望，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主持一个较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度僧尼的事务。在至德二年第一次收复洛阳以后，由于朝廷又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神会可能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尼事务。
所谓“纳钱度僧尼、道士”就是向受度为僧尼、道士者卖度牒。唐代僧尼出家必须由尚书省的祠部发给度牒（也称“祠部牒”），作为得到政府允许出家的合法证明。《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天宝五载（746）丙戌五月：
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僧尼凭此戒牒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乱尚未结束之际，官府委托各地高僧出面主持度僧尼、道士，卖度牒，竟有那么多的人甘愿受度出家，花钱买度牒，说明当时有许多人是强烈要求摆脱繁重的徭役的。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确实真心希望出家修行。
神会以其巨大的声望在度僧鬻牒当中表现突出，为筹集军饷立了大功，受到朝廷的嘉奖。《宋高僧传·神会传》载：
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按：将作监的官员，掌宫殿宗庙等的建筑，从三品）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也。
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神会传〉说：“肃宗朝屡入内廷供养。”这种情况对于南宗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从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到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再叛攻陷洛阳，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皇帝只在长安没到洛阳。由此可以断定神会到死（公元758）为止，应诏入的是长安的内宫，也许一直未能回到洛阳。然而这并不妨碍朝廷命将作大匠在洛阳荷泽寺内为他建造禅室。
神会乾元元年（758）的五月十三日死于荆州开元寺，年75岁（此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传〉和《神会塔铭》）。
《神会塔铭》，全称是《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神会的弟子慧空撰，是1983年于洛阳龙门西北的宝应寺遗址神会墓内出土的塔铭[21]。此塔铭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所载神会的卒年、寿年一致。据此可以神会推出神会生于唐嗣圣元年（684）。
《神会塔铭》记载：
有庙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颜于龙门，别有施主功臣高辅成、赵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愿。“庙堂李公嗣虢王”[22]，即皇族李巨。据《旧唐书》卷一一二、《新唐书》卷七九〈高祖诸子〉中的〈李巨传〉，李巨的曾祖父是唐高祖的第十四子李凤，李凤之孙名李邕，封嗣虢王，李巨是李邕的第二子，开元年间为嗣虢王。肃宗至德二载（757）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李巨在乾元元年（758）四月受任“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直到乾元二年二月因“苛政”被贬为遂州刺史，在洛阳约有十个月的时间。乾元元年五月神会死于荆州开元寺，正值李巨任东京留守不久。大概李巨在神会生前曾与他有交往，或其他什么原因，第二年由他出面主持把神会的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然而实际上在他任期内仅对神会遗体作了初步的安葬，虽置塔所，寺尚未建。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叛军又攻陷洛阳，到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两军之间多次交战，洛阳及其周围一带的宫殿、寺院、民宅遭到很大的破坏。在这个非常时期，对神会遗体的安葬之事只有中止。宝应二年（是年七月改元广德，公元763年）才在神会的塔所建宝应寺（参阅《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神会塔铭》最后所书的年代是永泰元年（764）十一月十五日。此当是正式安葬完毕的时间。铭文中的“施主”高辅成，确有其人。他在平定安史叛军和收复洛阳等地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在收复洛阳时任北庭朔方兵马使，翌年任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兵马使（见《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据前引塔铭，建宝应寺和为寺置僧是经他与赵令珍的奏请才实现的。
《神会塔铭》记载：
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宗承七叶，永播千秋。说般若之真乘，直指见性；谈如来之法印，唯了佛心。由此可见，慧能在禅宗中的六祖地位和神会的七祖地位，在神会信徒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宋高僧传·神会传》记载，皇帝赐神会以“真宗大师”谥号，“般若”塔号。据《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唐德宗大历五年（770）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赐“般若大师之塔”。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载：
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在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另见《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文字稍略）
皇帝诏敕立神会为七祖，在内宫神龙寺作铭记，又御撰从达摩到慧能、神会的七代祖师赞文。此时距神会去世有39年。这实际表明朝廷承认南宗是禅门的正统，慧能为六祖，神会为直承慧能之后的七祖。
在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支持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条件。神会进入北宗盛行的北方地区旗帜鲜明地宣传南宗禅法，批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虽历经挫折，但最后因为在平叛“安史之乱”当中立功，得到朝廷的尊崇和支持，终于使南宗取得正统地位，为南宗的迅速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神会的法系称“荷泽宗”。神会的弟子，各书记载多寡有异，据日本宇井伯寿、镰田茂雄的统计，在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有19人，在其《圆觉经略疏钞》卷四谓有22人，在宋赞宁《宋高僧传》中载有约14人（与有关碑文合计有16人），在道原《景德传灯录》当中载有18人[23]。《禅门师资承袭图》的禅门诸宗师承图列出的神会弟子有：磁州智如、魏州寂、荆州惠觉、太原光瑶、涪州朗、襄州寂芸、摩诃衍、西京大愿、净住晋平、河阳空、荆州衍、查浮无名、东京恒观、潞州弘忍济、襄州法意、西京法海、陕州敬宗、凤翔解脱、西京坚。其中的晋平、惠觉，当即《宋高僧传》卷二九的进平、行觉；无名，即《宋高僧传》卷一七的无名，最近在五台山佛光寺东边山坡发现的《唐东都同德寺故大德方便和尚塔铭并序》就是记述他事迹的碑铭[24]；光瑶，《宋高僧传》卷十有传；西京坚，即《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中的慧坚[25]。在《宋高僧传》还载有灵坦（号大悲，卷十；《全唐文》卷七三一有贾餗《大悲禅师碑铭》，‘灵’作云）、志满（卷十）、广敷（卷二十）、神英（卷二一）、皓玉（卷二九）的传。此外，据《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还有无行；据《神会塔铭》，有慧空、法璘。其中磁州智如，传法于益州南印（唯忠），再传遂州道圆。据称宗密即出自道圆门下。总的来说，在中国禅宗史上，神会的弟子不很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