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南禅宗和吐蕃佛教
唐朝称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地方政权为吐蕃。吐蕃称其君长为“赞普”，7世纪在赞普松赞干布（？—650年在位）当政时形成以赞普为中心的奴隶主贵族政权。8世纪中后期赞普墀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吐蕃强盛，对外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并出兵争夺唐属西域及河陇一带地区。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并走上瓦解。赞普松赞干布、弃隶缩赞（704—755）先后与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联姻。吐蕃与唐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与内地有着多方面的经济文化交流。
吐蕃原来盛行当地原始宗教——本教，而随着吐蕃与唐朝内地以及与古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的开展，大约在7、8世纪之际佛教开始传入，墀松德赞支持佛教发展，从汉地和印度招请高僧，兴建桑耶（鸢）寺，先后有300多人出家，佛教开始兴盛起来。随文成、金城二位公主入藏的人中有汉僧；在吐蕃对唐的战争中也劫掠僧尼，例如建中三年（782）吐蕃为表示对唐归还俘虏的回报，“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也有的是唐朝应吐蕃赞普的请求派往吐蕃的，例如建中二年（781）唐应吐蕃之请派“沙门之善讲者”良琇、文素随使者入藏，规定两年更换一次（《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也有很多是吐蕃在占领的汉人地区招请的。汉僧在吐蕃除从事讲经、佛事活动外，还与藏人合作把一些汉译佛经译成藏文，例如成书于9世纪的《丹噶目录》中有34种经书标明是译自汉文经典的。吐蕃早期佛教包括印汉两个佛教系统的成份，印度系佛教主要有莲华生法系的密教和寂护法系的瑜伽中观学派，而在汉地佛教中既有重视讲释佛教经论的宗派，也有正在兴起的的以“见性”为标榜的禅宗。从本世纪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禅宗文献来看，禅宗在吐蕃曾有相当大的影响。[15]
据记述桑耶寺志的藏文《巴协》记载，在墀松德赞尚4岁时，他的侍者桑希常向他讲述有关佛教的事。后来老赞普弃隶缩赞派桑耶等4人到唐都求法。他们受到唐朝廷的隆重接待，在回去时特赠以佛经千卷。他们在益州见到金和尚无相，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从无相受佛法。无相还赠他们三卷佛经。他们又去巡礼五台山。在他们回到吐蕃时，老赞普已经去世，墀松德赞虽已即位，但掌握大权的大臣对佛教采取排斥态度。桑希把带回的佛经埋藏在钦浦，赞普成年后才把佛经取出。赞普排除反佛大臣的干扰先后招请印度高僧寂护、莲华生和莲华戒等人入藏传播佛法，同时又派巴上师、巴色囊等人到汉地迎请僧人入藏传法。巴上师一行在归途经过益州时，曾从尼玛和尚受法。据敦煌藏文写本P116号来看，《历代法宝记》在吐蕃可能有藏文本流传。在此写本的第六、八两部分出现无住的名字。[16]
在吐蕃的汉地禅僧中摩诃衍禅师最有名。他曾师事北宗神秀的弟子降魔藏、义福、小福诸禅师，“唯习大乘禅”，后流转敦煌地区。在贞元二年（786）吐蕃攻占敦煌之时（另有781、785、787年的说法），赞普派人请他一行三人入藏“开示禅门”。摩诃衍在逻娑（拉萨）等地应请向赞普和大臣等藏人传授禅法，皇后没卢氏、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大臣夫人等30多人从他出家。后来随着印度系佛教的迅速兴起，与汉地佛教发生矛盾冲突。印度僧人攻击汉僧所授“顿悟禅宗”非佛所说，奏请赞普下令“停废”。于是，从公元792年（申年）至794年（戌年）在赞普主持下多次举行以摩诃衍为一方，以印度僧为另一方的佛法“顿、渐”的辩论。摩诃衍在辩论中大量引用《金刚经》、《楞伽经》等大乘佛经说明自己的禅法符合经义，是能够引导众生“通达法性理”而迅速解脱的大乘“顿门”佛法，而印度僧的佛法属于“渐门”的“三乘”或“小乘”佛法。在这一时期的较量中，摩诃衍的一方取得胜利，赞普认为他的禅法“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下令允许在吐蕃流行。此后，摩诃衍让“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待御史”王锡将他与印度僧辩论的经过编写为《顿悟大乘正理决》。此文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多种写本，但其中并没有写与摩诃衍当面辩论的是莲华戒的记载。据此写本，摩诃衍在辩论中所论述的禅法主要是强调“守心，除习气”，“返照心源，看心”；“离心想、妄想”，“无思无观”，“无想无取”，“不思有无”；“离一切相”，“无法可说”等。摩诃衍自称自己的禅法是“大乘禅”、“大乘无观禅”、“顿悟禅”，实际是会通了流行于汉地的各种禅法，既包含北宗“看心”禅法，也包容南宗、净众和保唐禅派提倡的“无念”禅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了回应印度僧质问他对“六度”等佛法的态度，在向赞普的奏言中表示他并非反对按照“世间法”烧香，礼拜佛像，修善功德和修持六度等，但认为如果“通达真如法性”就要坐禅。在现存莲华戒的《修行道次第论》中载有他批评“顿门派”观点的内容。[17]
然而禅宗毕竟是适应汉地的佛教信仰和吸收包括老庄、玄学因素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而形成的宗派，在吐蕃没能作为一个宗派继续传承下去。吐蕃后来形成以密教和瑜伽中观为主的大乘佛教与本教相融合的藏传佛教的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各种宗派。其中的宁玛、噶举派受到禅宗的不少影响。在藏传佛教兴盛的背景下，14世纪成书的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布顿佛教史》）、土观《宗教流派镜史》等佛教史书明确地说摩诃衍辩论的对手是印度僧莲华戒，并说在辩论中摩诃衍失败，赞普下令禁止顿门法，把摩诃衍遣返汉地。[18]把禅宗未能在西藏地区流行归结为摩诃衍辩论的失败，是否可信？仅凭后出的藏文资料是难以断定的。
剑南在唐代是吐蕃通往内部广大地区的一条重要的通道。剑南的以无相为代表的净众禅派和以无住为代表的保唐禅派，都是在担当防备吐蕃侵扰和经常处理吐蕃事务的当地军政高官的支持下盛行起来的，在吐蕃致力兴隆佛法的过程中对吐蕃佛教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