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密与裴休等士大夫
宗密在京期间，与朝中萧俛、温造、白居易、刘禹锡、裴休等人有密切交往。
萧俛，在唐宪宗时曾任御史中丞，袭徐国公，穆宗时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国相）等，文宗时为检校左仆射、太子少师等。（《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宗密传〉记载，“萧俛相公”引述荷泽神会所说“见清净体于诸三昧，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皆于见上一时起用，名为慧眼”，书呈自己的见解，宗密应请加以注释。
温造以机智口辩著称，奉旨往来于藩镇之间宣谕皇命，宪宗时因功迁殿中侍御史、朗州刺史、御史中丞，文宗时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旧唐书》卷一六五）《景德传灯录·宗密传》载，“山南温造尚书”向宗密问：“悟理息妄之人不结业，一期寿终之后，灵性何依者？”是问一个人如果达到觉悟，死后他的“灵性”（佛性，此处也指灵魂）至何处去。宗密大体依《大乘起信论》中所说心有觉义、不觉义，觉中有本觉、始觉义等思想加以答释。[90]
白居易在太和二年（828）任刑部侍郎，太和四年底任河南尹。刘禹锡先后任主客郎中、礼部郎中。白居易赠宗密的诗《赠草堂宗密上人》（《白氏文集》卷六四），其中有曰：“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将宗密博通佛教经论，教、禅并重双修的情况形象地描绘出来。宗密在离京回草堂寺之际，刘禹锡作诗《送宗密上人归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刘梦得文集》卷七），诗中说：“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其中的“七祖”自然是指宗密尊崇的荷泽神会，“便门”是指方便的解脱之门，是指南宗无念禅法；“河南白尹”是新受命任河南尹的白居易，看来尚未赴任。
至于裴休，前节已经介绍。在唐文宗在位期间（826—840）官至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起出任外职，先后任江西、湖南、宣歙等地的观察使，从宣宗大中四年（850）回京历任礼部尚书、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等，至大中六年（852）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相位五年。[91]裴休与宗密直接交往是在他出任外职之前。他为宗密所作《圆觉经大疏》、《华严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以及《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作序。
很可能在宗密回到草堂寺之后，裴休写信请宗密教示禅宗南、北宗及南宗中主要流派荷泽宗、洪州宗及牛头宗情况，请“具言其浅深、顿渐、得失之要，便为终身龟鉴也”。宗密应请写出《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当时裴休尚未任国相，今本文前的〈裴休相国问〉自然是后人改加的。他为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写序时，已经出任外职。现存万历四年（1576）朝鲜观音寺刊本后面载有宋版〈后记〉，说唐大中十一年（858）“裴相”（裴休时任国相）亲自书写一本赠给武当山太一延昌寺老宿，后几经展转，在五代后周显德元年（甲寅，954）由契玄带至吴越，书写流行，宋代由福州严明之子严楷雕印。[92]此本与最流行的源于元代雪堂普仁刊本的明《嘉兴藏》本（日本称《明本》，为《大正藏》诸藏所用）《禅源诸诠集都序》不同，裴休序言所署官衔不是“绵州刺史”而是“洪州刺史”。这是对的。裴休一生没有在绵州任职，他在会昌元年至会昌三年（841—843）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他为《禅源诸诠集都序》写序时，宗密已去世。他在书中称宗密为“吾师”。裴休在此期间及出任宣歙观察使时，正式礼黄檗希运为师，希运是马祖弟子百丈怀海的弟子，而在任湖南观察使时又向怀海的另一弟子沩山灵祐咨问禅法。这样他在南宗内部便取得与宗密为同一辈份的身份，即：宗密是继慧能—荷泽神会—智如（或作法如）—惟忠—道圆之后的第六代，而裴休是继慧能—怀让—马祖—怀海—希运之后的第六代。因此在裴休于大中七年（853）担任国相时写的《圭峰碑铭》中改而说：
休与大师于法为昆仲，于义为交友，于恩为善知识，于教为内外护。
他在碑中对当时已经定型的南宗传法祖统说：自佛以下的迦叶至达摩的西天二十八祖、从达摩至慧能的中土六祖有比较完整的介绍，又说四祖道信传法融为牛头宗；弘忍传神秀为北宗；慧能传神会为荷泽宗，“荷泽于宗为七祖”；慧能传怀让，怀让传马祖为江西宗（洪州宗）。对于荷泽至宗密的一支介绍说：“荷泽传磁州如，如传荆南张，张传遂州圆，又传东京照，圆传大师。大师于荷泽为五世，于达摩为十一世，于迦叶为三十八世。”裴休自认为已经上承马祖法系，在法系上与宗密为昆仲（兄弟）。虽洪州宗与荷泽宗互相敌视（《禅源诸诠集都序》谓：“荷泽、洪州，参商之隙。”），但他对于荷泽法系的以神会为“七祖”，以荷泽为正统的说法并未提出异议，也未回避。也许他本人对于禅宗内部的法统之争并未认真介入。
在《祖堂集》卷六〈草堂和尚传〉和《景德传灯录·宗密传》都载有宗密回答“史山人”所提出的关于修道解脱的十个问题。
日本发现的源自宋刊本的《裴休拾遗问》写本（详后），这个史山人名史制诚，当是隐栖民间的儒者，从所提问题看，他对佛教禅宗有相当的造诣。《祖堂集》说他后来为“讨论心地”，乃“出家为道”
宗密应诏入京期间，李训（原名李仲言）正奉其从父李逢吉之命，在长安贿赂主管禁军的太监王守澄宠信的郑注，希望让李逢吉复出为国相。李训当时地位虽微，但与宗密也有交往。李训以讲《周易》得宠于文宗，太和九年（835）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与舒元舆、王涯等人同居相位。他按照文宗旨意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协势铲除宦官集团，派人谎报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降甘露，诱使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恩等往视，以便使伏兵杀之。谋泄，仇士良率禁军捕杀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及郑注等，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李训在被捕前“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密。训与宗密素善，欲剃其发匿之，从者止之。乃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被捕杀。仇士良为此派人捕捉宗密，以藏匿李训之罪将杀之。宗密平静地表示：“贫僧识训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受身命，死固甘心。”（《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93]宗密是以实践佛教的慈悲为自己辩护。对此，鱼弘恩表示谅解，未对他治罪。
可见，宗密不仅博学，而且善于与朝野士大夫交往。这对他向社会传法带来不少方便条件。《圭峰禅师碑铭》说从他受法的僧俗弟子达数千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