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戏人生到游戏舞蹈

3.从游戏人生到游戏舞蹈

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说法,最早是由德国的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这部著作中提出来的,后来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又对这一学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故游戏说又称“席勒——斯宾塞说”。

在席勒看来,人有两个“冲动”,一是“感性冲动”,就是要让理性形式获得感性内容,使潜在变成现实,使人成为一种“物质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种“形式冲动”,即要求感性内容或物质世界获得理性形式。但是,这两种“冲动”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同时具有这两种冲动,而“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有机结合便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便是“活的形象”,就是美,因而“游戏冲动”也可称作“审美的游戏冲动”。动物也有游戏,如狮子在不捕猎时的吼叫,昆虫自得其乐地飞翔,鸟儿的鸣啼等,但动物的游戏仅仅是因为物质需要的缺乏,因而它不能称作真正的游戏,而只是它的“工作”,但人的游戏则摆脱了简单的物质需求,人靠想像力创造出一种“自由的形式”,使人的游戏上升为审美的游戏,因此,“等到想像力试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冯至、范大灿译)在席勒看来,真正的游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以席勒归结出如下的名言:

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有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同上,第80页)

所以真正把人生看做游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游戏人生绝不是人对自身的花花公子式(花花公子原意是play boy,直译为游戏男孩)的放荡不羁态度,而是把人生当作一场戏来把玩和观赏,把人生当做生命之舞去高歌狂舞,游戏是人摆脱实用世界的束缚从而获得自由的欢唱,所以说,游戏人生实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

席勒认为,人靠想像力创造的“自由形式”或者说“活的形象”就是一种“审美假象”,他认为,“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假象”(同上,第139页)所谓“假象”(schein)也有人翻译成“外观”(朱狄著《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里可以理解为超越感性物质存在的审美观赏的对象,即前述的“活的形象”,“人们喜好审美假象,是因为它是假象,不是因为认为它是什么更好的东西。只有审美假象才是游戏,……”(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135页),由此,席勒提出了艺术起源的根本原因,它就是追求“审美假象”的“游戏冲动”:

表明野人进入人性的那个现象是个什么现象呢?不管我们对历史的探究深入到什么地步,这个现象在所有摆脱了动物状态的奴役生活的民族中都是一样的:对假象的喜爱,对装饰与游戏的爱好。

(同上,第138页)

只要人还是野人,他就只靠触觉感官来享受,而假象感官在这个时期只是为触觉感官服务的。……他一开始用眼睛来享受,而且观看对他来说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他立即就在审美方面成为自由的,游戏冲动就立刻开展起来。

(同上,第139页)

正因为人有了这种在现实中见出“审美假象”的“游戏冲动”,他才能把最普通的行为变成艺术,艺术才能从日常普通的行为中产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取乐而做的那种没有规则的跳跃变成舞蹈,没有一定姿势的手势变成优美和谐的哑语,为表现感受的那种混乱的声音进一步发展,开始有了节拍,转变成为歌声。

(同上,第150页)

总之,在席勒看来,人正是因为有了区别于动物的“游戏冲动”,他才能在现实世界中见出“审美假象”来,从而才能创造出艺术,故艺术的起源是由于人的“游戏冲动”而引起的。

继席勒之后,游戏说又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他在1873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中阐述了游戏与审美心理的问题。不过斯宾塞不像席勒那样把动物的游戏与人的游戏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笼统地提出游戏和艺术都是一种过剩精力的发泄,美感起源于由过剩精力的发泄而产生的游戏的冲动。游戏虽然不追求直接的功利目的,对维护人的生活必需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帮助,但在游戏中人的各种器官得到了练习,这无论是对于游戏者还是整个民族都是有用的。这就像动物的游戏一样,猫追逐线团、凶猛的动物之间互相嬉闹,无非是进行一种假装的搏斗,它是把过剩的精力引导到一种非自然的练习上,它们是动物破坏的本能得不到现实的满足情况下的一种想象的满足,儿童玩洋娃娃、扮演主人与客人等,是对成年人活动的模仿,是对真实的活动的非现实的戏剧性的表演,它是一种“不以任何直接的方法来推动有利于生命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游戏过程中,人在想象中得到满足,获得了快感,而这种快感也就是一种美感。因此,人的美感起源于游戏冲动,艺术便是由这种游戏活动产生的。

卡尔·谷鲁斯在《动物的游戏》和《人类的游戏》两部著作中,部分地接受并发展了游戏说。他反对斯宾塞的“过剩精力”说,但他接受了“练习说”,他认为精力过剩不是游戏的必要条件,而只是有利条件。游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具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并非是与实用的生活无关的活动,而是生物为将来的实用活动进行的准备和练习,如猫玩线团是为了练习捕鼠,女孩喂洋娃娃是为了练习将来做母亲,男孩玩打仗游戏是练习战斗的本领,总之,游戏训练了小动物去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较高级的游戏阶段,人类便从游戏中感到对力量的快感,以及施展才能的欣喜与自我炫耀的快感。由于游戏产生快感,所以过了儿童学习期,人还继续游戏,而在高级阶段,由于游戏带有明显的外在目的,因而可以从这种游戏过渡到艺术活动。德国艺术史学家康拉德·朗格在《艺术的本质》里也赞同游戏说,他认为艺术与游戏一样,都是比实际生活提供给人更多的而且更丰富的运用本能冲动而进行自由活动的机会,艺术与游戏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它都包含有幻觉的成分,人们明知道艺术与游戏是虚构的,却仍然“佯信”为真,即把虚构的形象看成“仿佛”是真的,所以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或者说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蹈幻觉”,并且在这样一种幻觉中人获得满足,得到美感。他还认为每一种游戏都有某种艺术与之相适应,比如听觉的游戏与音乐、运动的游戏与舞蹈等。

普列汉诺夫在《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批判了艺术与游戏无功利目的的说法,以及游戏先于劳动的观点,明确提出“追求功利目的的活动先于游戏,游戏是它的产儿”。“游戏是劳动的产物”,他以一个巴西部落里跳的战争舞蹈为例说明这一问题,这一舞蹈以强烈的戏剧效果表现一个负伤战士死亡时的情形。普列汉诺夫认为“首先是战争,然后才产生描绘各种战争的舞蹈;首先是野蛮人在战争中负伤的伙伴的死亡所给予他的印象,然后才有想用舞蹈再现这种印象的冲动”。([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74页,三联书店1964年版,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解释人的游戏及艺术活动是出于人们想再度体验实际活动的冲动引起的:“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力量的储蓄愈大,游戏的冲动也就愈大”,(同上,第73页)他还以原始人模仿动物的舞蹈为例来说明:“野蛮人在自己的舞蹈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动作。这怎样来解释呢?只能解释为想再度体验一种快乐的冲动,而这种快乐是曾经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而体验过的。……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舞”。(同上,第73—74页)

“游戏说”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游戏说”?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认识艺术与游戏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它们都具有潜在的功利目的,如为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练习等。它们都是在一种人自己创造的幻想的世界里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正是在这点上,人们在现实中有时很难将游戏与艺术区分开来,特别是原始人的一些活动,比如他们扮演狩猎活动过程的舞蹈,究竟在哪种意义上算作游戏,在哪种意义上算作艺术,确实很难区分。即使在当今,艺术中也仍然包含某种游戏的成分,人类的娱乐就是一种游戏的形式,而所有的艺术都具有某种娱乐性,因为艺术是“寓教于乐”的,荀子在解释“乐”时是这样说的:“夫乐者,乐也”,在《乐记》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前一个“乐”指乐舞,后一个“乐”即指娱乐、快乐;反之,在游戏中也多少包含有艺术的成分,英语play与汉语“游戏”一词均有“戏”、“戏剧”的含义,就这点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夫戏者,戏也”。正因为游戏与艺术有这种相通之处,因而艺术起源于游戏才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唐代杜佑论及《毛诗序》那段著名的话时说:“然乐心内发,感物而动,不觉手之自运,欢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当人类被外在的某些事物所感动,而在内心产生一种欢乐之情时,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这种欢乐的手舞足蹈还只是一种没有太多社会意义的游戏,然而作为艺术的舞蹈却由这种游戏而产生。

但艺术与游戏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游戏是个人的自得其乐的行为,它不需要向他人传达,游戏也不一定需要有观众,因而从本质上说,游戏不具有社会性,即不需向社会传达;然而艺术却具有十分突出的社会性,它必须向社会传达,艺术——特别是他娱性艺术必须要有观众。否定游戏说的人大多根据艺术与游戏的这一本质区别进行反驳:怎么能把高尚的艺术等同于小孩的游戏呢?其实,说艺术起源于游戏绝不等于说艺术就是游戏,艺术最初是从原始人那类似儿童的没有太大社会意义的游戏中产生并发展而来的,艺术最初就是自娱自乐的不需观众、无须向社会传达的活动。但当现代意义的艺术产生以后,它就与游戏分道扬镳了,游戏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的娱乐活动上,而艺术则成了具有强烈社会性的高级的娱乐活动,游戏说仅仅是指在艺术产生的原始阶段上,它从游戏活动中脱胎而来,或者说,游戏是产生艺术的某种因素。

关于艺术起源于游戏以及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朱光潜先生的论述似比较完整、合理,有必要把这段话记在这里,以作本小节问题的小结——

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这个新要素加入于是把原来游戏的很粗疏的幻想的活动完全变过,原来只是借外物做符号,现在这种符号自身却要有内在的价值;由原来只要有表现,现在这种表现还须具有美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过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用金砂,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