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就艺术的本质来说，它是人类的创造。既然是一种创造，那么从本质是说它就是有意识的、合目的性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的区别时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其实，人的所有活动从本质上说都同劳动一样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的一种本质的显示，自然，艺术创造更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

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论述劳动及人的活动的，或者说，这是人类今天对待劳动及其他活动的态度，然而在人类的最初阶段却并非如此，原始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自由自觉的意识的，特别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其一开始是与物质活动搅在一起，并受物质的纠缠的，人的精神创造活动——包括艺术创造——一开始是融合在人的其他活动之中，它与生产劳动、人口繁衍等等基本生命活动融合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从中分化出来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抱着创造艺术的目的去进行主动创造的，人们在从事我们称之为“原始艺术”的活动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艺术”，他们也不可能意识到，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人类最初的艺术是人类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它是在人类从事其他活动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无意之中逐渐产生的，与此同时，人的审美意识也在漫长岁月之中逐渐觉醒，并逐渐形成。而一旦艺术脱离孕育它的母体从而成为人的精神活动时，人便依靠已经觉醒了的审美意识进行主动的有意识的创造，此时艺术才成为人类有意识的、有目的性的主动创造。

为说明上述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介绍关于艺术“起源”上的另一种说法，即“宣导说”。

“宣导说”是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中提出来的：

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阳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

确实，舞蹈可以散淤化滞、舒通筋骨、强身健体，这在当今仍是舞蹈的一项重要功能，中国的舞蹈更与武术、体操以及气功等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舞治病健身的传统，三国时名医华佗创造的模仿动物的舞蹈（或曰武术、体操、气功等）——“五禽戏”，其功能也是用以强身健体的，将有害身体的“阴气”通过舞蹈动作加以宣导，以此将体内郁积的毒素排出去。有意思的是，大禹因治水而患了类似关节炎之类的病，使之无法自然行走，导致“步不相过”，后人据此创作了著名的舞蹈动作“禹步”，先是被巫师运用，后流传到民间成为常见的一个舞蹈动作，这大概也是想以毒攻毒，以“禹步”来疏导阴气，使人避免象大禹那样患上关节炎。

《吕氏春秋》上的宣导说，很有点像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论及悲剧的作用是“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罗念生译），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用了一个词叫Katharsis，该词作医学上术语可译作“宣泄”、“求平衡”、“净化”，而作为宗教仪式的术语，则有“涤罪”、“陶冶”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净化”、“宣泄”作用对后世美学影响重大，就医学角度说，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的“净化”、“宣泄”作用与中国的“宣导”作用是相符的。

无论是“宣导说”还是“净化说”，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艺术功用的理论，就舞蹈而言，它确实具有宣导或净化的功用，但这种理论还不能说是艺术（舞蹈）起源的理论，因为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在还没有产生艺术（舞蹈）之前就想到艺术（舞蹈）会有这种功用，从而为要达到宣导或净化的目的而去创造艺术（舞蹈）。其实原始人所创造的任何文化——包括舞蹈在内，最初都不可能有明确的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去创造它，从文化行为的发生学角度看，人类的任何文化行为最初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这种行为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它的功用，这才逐渐产生有目的的行为，艺术（舞蹈）的产生也是这样，是先有了类似艺术（舞蹈）的活动，比如模仿动物的舞蹈，后逐渐发现这种模仿动物的舞蹈具有强身健体的功用，这才产生主动创造这种舞蹈的动机，进而真正地主动地创造出舞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