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申明秀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寻找胡适式的“新眼镜”——“文学性”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发表在2008年3月的《文教资料》上，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发表文学与文化批评相关文章60余篇。胡适曾说过：“大家戴了新眼镜去重看中国文学史……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说实话，我就是因为找到了一副“新眼镜”，才写出了这些文学评论文字，才有了自己人生的“革命”，这副“新眼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为了便于理解与操作，后来我又在这副“新眼镜”上贴上了“雅俗”的标签。也许是巧合或机缘成熟吧，我是从2006年才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那年我已经37岁。我硕士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学习传统文化让我渐渐“背叛”了自己所学的专业，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学更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2009年我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有幸师从梅新林先生。

传统文化这副“新眼镜”当然也是“有色眼镜”，但它能帮助你更准确而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社会、人生包括文学，因为文化是人类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虽然近代以来因为不断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扰与欺凌，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否定而被抛弃，但是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华大地，因为中国人选择并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伟大力量的现代显现。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如此成功地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究其根本，还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人类历史上产生的伟大的文化与思想精华。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这副“新眼镜”也有其特别之处，因为其拥有3D视角，即儒、道、释，这其中每一维度的视角，都有着无限的人文风光，闪现着巨大的思想光芒，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结晶，无与伦比。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在学界更是一个无名小卒，可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副“新眼镜”给了我批评的底气与勇气，作家学者，无论是多么著名、多么红火，我都照“批”不误。

我硕士毕业论文是研究贾平凹的，因为当时我经过反复比较，觉得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最有文化韵味的，可是我文学批判的第一炮(《思想的疲软　语言的狂欢——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精神资源》发表在《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就“轰”在贾平凹身上，其后鲁迅、于丹、余华、莫言、谢有顺等现当代作家学者都难逃我“新眼镜”的凝视与拷问。说实话，要是放在以前，这些现当代名家我是连顶礼膜拜都还来不及的，可是自从戴上了那副传统文化的“新眼镜”之后，我的文学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008年，“于丹热”还未退烧之时我写了《问君能有几多躁——“于丹事件”症结分析》一文，锋芒直指整个时代与社会。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2009年进复旦大学读博不久，我就写了《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一文，重新审视与解读鲁迅的思想与形象。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举世轰动，令一直有着诺奖情结的中国人激动了好一阵子，我却写了《莫言创作思想刍议》给“莫言热”泼了一瓢凉水，当时这篇不合时宜的万字长文确实不好发表，直到2015年才得以刊登在《华文文学》上，该论文2016年又获得了第五届“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二等奖，我的大唱“反调”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谢有顺一直是我比较喜欢并崇拜的当代批评名家，他的文字真诚，有一种诗性的流露，可是后来他的批评也有点飘并开始忽悠读者了，于是2016年我写了《论谢有顺文学批评的“伦理”话语》一文予以痛击。当然，我也不是一味地“唱衰”中国现当代文学，韩邦庆、老舍、废名、张爱玲、苏童等不少作家作品还是得到了我“新眼镜”的高度肯定与赞美的。

我文学批评的重心一直都放在中国古代文学上，不仅李白、杜甫、李商隐、岑参、李煜、苏东坡、王阳明等诗人一一接受过我“新眼镜”的敬礼，明清小说更是我“巡视”的重点对象，我的博士论文《明清世情小说的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正是从雅俗的视角来专门研究明清世情小说，2019年出版的专著《明清世情小说与儒家文化》就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红楼梦》是我倾心研究的第一部古代小说，其后“三言二拍一型”、《觉世名言》、《豆棚闲话》、《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歧路灯》、《姑妄言》、《儒林外史》、《海上花》、《老残游记》、《孽海花》、《文明小史》等世情佳作纷纷在我的笔下留下了靓丽的倩影，与其说我在用“新眼镜”重新解读这些小说，不如说我是在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现在整理自己这些年来所写的文稿，有些文字读起来都已经有些陌生，但又是那样的亲切而让我再一次热血沸腾，比如“鲁迅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异数，个人偏激的性格，加之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西方文化的抉择，更重要的是‘风雨如磐’的中国黑暗现实造就了他的极端，非极端不足以反抗，非极端不足以批判，非极端不足以让人们警醒，所以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破’的意义上来说，鲁迅的功绩是举世无双的，毛泽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把鲁迅尊为‘现代圣人’的。鲁迅一生广闻博览，但他真正吸收的还是最契合自己性格的尼采的‘超人’哲学。鲁迅是一个脚踩大地、执着现实的‘精神界之战士’，一个最坚决、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一个摒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完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的‘中间物’”(《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再比如“因为自己思想的贫瘠，就极力排斥思想，乃至否认理性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一味纵容自己的感官能力，且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种创作的合理性、先进性，甚至奉之为文学创作的正途与至高法则，这种欲盖弥彰的滑稽剧竟然赢得了满堂喝彩，而且这部‘皇帝的新装’还会更加隆重地上演下去，因为莫言获得了诺奖”(《莫言创作思想刍议》，《华文文学》2015年第5期)。我觉得我的文学批评不是干巴巴的理论说教，而是鲜活的生命律动，因为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文化血脉。

回想起自己10多年来文学批评的“峥嵘岁月”，可谓感慨良多。我的批评有破有立，而且以立为主，可是比较惹眼的还是那些“破”的文字。我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自己似乎都不敢相信我会写下那些“剑拔弩张”的文字，其实我也知道，不是那些名家不够优秀，而是我那副“新眼镜”的批评标准太高，但我之所以还要向那些名家“大放厥词”，是希望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不要满足于现状而沾沾自喜，止步不前。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能接受当下的现实，但我希望明天会更好。

这本小册子选取了20篇论文，一方面尽量不与自己已出版的专著内容重复，一方面又要有代表性。当今文学研究考据之风盛行，从历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选就可略知一二，我的阐释性文学批评自然也显得比较“另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虽算是一个积极响应者，但我清醒地知道，我的声音早已被时代喧哗的声浪所淹没，这也是我出版此论文集的初衷，就是希望有缘的读者能和我一起去“踏寻传统文化的足印”，同时领略中国文学神奇而美妙的风景。

我所戴的这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眼镜”，不仅仅要用于文学批评，更要用于自己的生活，已俨然成为我生命的“新眼镜”，受益多多。我寻找到了这副人生的“新眼镜”，现在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也早日拥有这副精美绝伦、妙不可言的文化“新眼镜”。

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自不待言，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