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内容的俗:“虚伪的形式”
一般作家创作都要靠生活积累，当然一个作家经历再丰富，也不可能事事都有亲身体验，但是有了相当的生活积累之后，凭借阅读等间接体验，再加之作家过人的想象力，就可以几乎无所不写了，包括虚构、描写自己未曾经历、体验过的场面与细节，这是一个作家必备的本事，也是艺术创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创作需要想象，这是为了弥补个人经历与经验的局限，作家能把一个自己可能从未见过的人物的一言一行描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凭借的就是艺术想象的功夫，这功夫绝不是作家闭着眼睛的胡思乱想，没有厚重的生活积淀，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没有对人性、灵魂的深刻洞察，仅凭信马由缰的想象就想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余华当然也有生活积累，江南的自然山水与人情风俗在他的笔下也时有出现，他所写的福贵、许三观、李光头兄弟等人物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江南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可是看了这些作品后，总觉得有点隔，就是作者似乎不熟悉这些人物，就像看一部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一样，不真实得让人恶心。余华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之后，觉得很有收获：“我找到了那种无所羁绊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找到了那种‘大盗’的精彩感觉。……他给我带来了自由，写作的自由。在我的心里，他是个大作家。大作家可以‘乱写’，他爱怎么写就怎么写。”[16](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于是余华也就真的凭想象“自由”地“乱写”了，其实，余华只是学到了卡夫卡叙事技巧层面的一点皮毛，根本没有具备卡夫卡对世界与人生的深刻看法，而东施效颦了。比如《一九八六年》，余华自己认为是写了一部寓言小说，摩罗在《论余华的〈一九八六年〉》一文中把这个历史教师的疯狂，看作是他精神上的觉醒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对小说主人公评价颇高：“我们至少应该说，他以其最伟大的文化想象力和精神能量，成为我们的时代所能出现的最高尚最深刻的非人。”[17]其实这篇小说完全是余华式禀赋、气质与其想象力结合的私语，少有现实生活的基础与指向，除了倾心于对种种暴力刑罚场面的描绘，看不到这血腥具象背后的任何人文意义与思想倾向，因为作者本人的精神世界就缺乏哲理的维度，怎么可能指望他写出卡夫卡式的作品，摩罗的解读基本上属于拔高式的误读。
在余华的很多作品中，我们确实可以体会到余华式写作的“自由”，因为他的写作不仅缺少明晰而深刻的精神倾向性，而且很少受到现实生活逻辑的制约，而只是一味地放纵着自己的想象力，这种创作的自我感觉也许很惬意，可是读者面对着那像少了一根筋的文字，可能就不是个滋味了。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是扁平的，而且其言行等细节也往往都是怪异的、突兀的，因为那些人物的动作与语言都是作者不顾生活的逻辑随性想象的，而令人莫名其妙。余华作品里这样的“硬伤”可以说比比皆是，这里仅以《活着》为例，来分析余华式“自由”写作的后果。比如家珍特意炒了四样蔬菜，“可吃到下面都是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猪肉”，来开导“我”不要去嫖，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荤笑话是有的，可是余华却将它作为一个细节来写，只能使人觉得这样“聪明”的妻子实在是有点二五了，或者是余华在侮辱读者的智商。再比如“我”赌输掉全部家产后，“我”爹抵押家产全部换来铜钱，通过让“我”挑铜钱还债受苦，来让“我”醒悟，这同样又是一个很弱智而滑稽的细节安排，因为爹在“我”平日浪荡时都没有设法开导“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赌输光了，才想到这一好计，这样突兀的细节描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有很多语言描写也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龙二买了“我”的田地后，向“我”和爹作揖说道：“看着那绿油油的地，心里就是踏实。”读者实在不能明白龙二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是炫耀、讽刺，还是幸灾乐祸?只是让人奇怪还算精明的龙二怎么就冒出了这样的混账话。再比如家珍上轿回娘家后，作者写道：“凤霞走到我身边，我摸着她的脸说：‘凤霞，你可不要忘记我是你爹。’凤霞听了这话咯咯笑起来，她说：‘你也不要忘记我是凤霞。’”这样的语言描写看似精彩，却经不起细究，凤霞并没有随母亲走，“我”对凤霞的话就显得很突兀，而小小年纪的凤霞却有这样的回答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这实在就是作者本人的回答，而严重不符合生活的常理与逻辑，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能一眼看出这样的描写是多么的虚假与荒唐。余华的作品中充满了这样的很别扭的日常生活的叙写，可能也有人觉得这样的文字很别致，问题是这些别致的文字要真正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才行，否则越是“别致”，就越是败笔与文字垃圾。
有人说过，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因为如果你能描述得很准确的话，那是不需要用比喻的。余华是喜欢用比喻的，而且都是相当蹩脚、平庸的比喻，因为他的写作是想象的信马由缰，所以他已习惯于用比喻了，而不管行文处是否需要用比喻，也不管比喻得是否得体，而肆意地联想。余华自以为写下了很多生动、巧妙的比喻，可读者却感觉像吃下了一只只苍蝇，恶心不已。这里还是以《活着》为例，我们随便录几则让人眉毛一皱的比喻：“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我骑在她身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浪鼓那样摇晃了几下”“眼看着桌上小山坡一样堆起的钱，像洗脚水倒了出去”“脑袋里空空荡荡，像是被捅过的马蜂窝”，这些比喻句看似不错，但其实都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一方面是余华滥用联想，更主要的是余华根本就无力把一个个细节描写具体，只能用这样一句句空洞乏味的比喻搪塞、糊弄过去，这就与上乘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正优秀的作品是基本上不用比喻的，即使要用也用得出神入化，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鲁迅小说中的一些比喻句就是这样的。
像一般的世情小说一样，余华的小说也写了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世俗生活，可是作者一味强调想象与形式，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和人类本质等终极关怀的探究，使得他的作品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席而苍白单薄。只重视形式的作品当然是难以成为《红楼梦》那样的真正“有意味的形式”的，而只能是不伦不类的文学“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