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诗性小说观
苏童原名童中贵，现在的名字显然更“名”副其实，“名”如其人，富有灵气与诗意。生于苏州的苏童，血脉里自然因袭着古老江南积淀已久的诗性文化的基因，离开江南悠久、肥沃的诗性土壤，当代作家苏童几乎就会化为乌有。
苏童非常重视作家自身的天赋与修养，重视自身灵魂的塑造与质量。苏童认为：“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艺术的高度。这牵扯到两个问题：其一，作家需要审视自己真实的灵魂状态，要首先塑造你自己;其二，真诚的力量无比巨大，……我想真诚应该是一种生存的态度，尤其对于作家来说。”[2](苏童《苏童创作自述》)苏童对作家灵魂的“真实”与“真诚”的强调，已然透露出他浓郁的诗人气质，而他对鲁迅的解读也非常契合他的心灵特质：“鲁迅对我们而言，值得学习的是他的姿态和胸襟，他的伟大在于，他的精神，他在教育我们为人为文的品格。在我的心目中，与创作的影响相比，他更是一座德行的高峰。”[3](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长期的创作实践，使得苏童越发感受到作家自身灵魂的重要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还是相当成功的，可他后来却心怀愧疚地反省道：“我自己觉得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段落尤其是性描写有哗众取宠之心。无论你灵魂的重量如何压住小说的天平，灵魂应该是纯洁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米》给我的戒条。”[4](苏童《自序七种》)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苏童的写作不仅时时刻刻在解剖别人，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他自己的灵魂，这也使他更加坚信决定一个作家成功的关键是内因，是灵魂，是精神，是诗性，而不是外因：“文学资源应该分为外部资源和内部资源两类，大体上作家们所拥有的外部文学资源是一样的，……外部文学资源不是创作的关键，关键是那个内部资源，……唯一有意义的文学资源是这个神秘的内部资源……”[5](苏童、汪政《苏童访谈》)
苏童上大学时写过一阵诗，很难想象一个未曾写过诗的人会成为作家，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其实是用小说在表达着诗的主题，小说家本质上应该都是诗人，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写的那样：“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6]小说应该是关于现实甚至存在的诗性之思，苏童对此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说：“我希望达到的境界含有许多层次，我希望自然、单纯、宁静、悠远，我又希望丰富、复杂、多变。它们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必须是纯粹的艺术的。”[7](苏童《答自己问》)无论是“自然、单纯、宁静、悠远”的境界，还是“纯粹的艺术的”，其本质都是诗性的。面对着滚滚红尘的种种庸俗、丑陋的现实，作家所肩负的使命就尤其沉重而崇高，诗性苏童深感别无选择：“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每一天的阳光与月光。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却只能是我们唯一的选择。”[8](苏童《虚构的热情》)
2006年9月15日，苏童围绕自己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碧奴》，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题为《神话是飞翔的现实》的演讲，他说：“说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最大的把我征服的内容是，别看这是一个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严肃、巨大的人生命题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孟姜女哭长城’故事一个奇特的东西是它还显示了世态人心，因为所有的神话背后都有世态人心支撑，民间传说更是。……孟姜女故事给我的启发，给我的一个角度，就是从世俗出发，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怎么成了一位神?她身上如何散发神性的光芒?”[9]世俗与神性往往是对立的，苏童在这次“重述神话”的创作当中却有了新的思考：“神话也好现实也好也不对立，很多时候它们是互为补充、互为映照的。”[10]其实，无论是英国公司在中国选择了苏童加入其“重述神话”计划，还是苏童选择了“孟姜女哭长城”来“交差”，其标准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诗性，苏童正是“重述神话”诗性写作的恰当人选，孟姜女也正是从人到神的诗性转变的典范。
苏童曾经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世界观：“生命中充满了痛苦，快乐和幸福在生命中不是常量，而痛苦则是常量。我倾向于痛苦是人生的标签这种观点。至于对死亡的看法，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摆脱，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死亡要么是兴高采烈的事，要么是非常突兀，带有喜剧性因素。死亡在我的小说里不是可怕的事。”[11](苏童、王宏图《南方精神》)这段话似乎透露了苏童世界观的宗教倾向，可他又说：“我对宗教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我的所有的创作包括小说中流露出的宿命情绪，与宗教是无关的。……实际上我不是从宗教或某种哲学理念去演绎我的小说进程，许多东西我自己要在写作完成后才能圆满地解释。……我的哲学观和宗教观都潜藏在我的小说的演进之中，它不是固定的。”[12](苏童、王宏图《南方精神》)可见苏童小说有时散发的某些宗教意味虽是自发的、朦胧的，处于萌芽的阶段，但同时也显示了苏童创作不甘于表面化与平庸的努力。他说：“我的创作目标，就是无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无限夸张人和人性力量，打开人生和心灵世界的皱折，轻轻拂去皱折上的灰尘，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来营造一个小说世界。”[13](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苏童高举着人性的大旗，凭着“虚构的热情”，挖掘出人性“皱折”深处的无尽的诗意来，从萦绕着童年记忆的“香椿树街”系列到洋溢着怀乡、还乡情结的“枫杨树村”系列，从“新历史”系列再到现实题材系列，无不张扬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展示“人性自身的面目”——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