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儒在用世:宋濂的道统思想
宋濂生长在具有浓厚理学传统及浓郁文化学术氛围的金华地区，这为他道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然宋濂的成才、成功主要源于他的勤奋好学与转益多师。他先就学于闻人梦吉，后游学于吴莱、黄溍、柳贯、陈君采等名师大儒，博采众长，特别是通过他们学习“婺学”，上追周敦颐、二程、朱熹、吕祖谦等宋代理学家，直至孔孟。如此长期深受浙东儒家“事功”和金华学派“践履”精神的熏染，既崇尚伦理道德，又推重用世事功，两者兼取不偏，使宋濂迅速成长、成熟起来，而成为一代“醇儒”，其道德文章影响至今。
道统思想在宋濂身上主要表现为儒家伦理的弘扬与积极用世。宋濂大力倡导君子之道：“古语有之：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如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如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25](《龙门子凝道记·君子微》)“君子之道，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冲然若虚，渊然若潜，浑然若无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测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穷。唯其弗知，是以极微;唯其弗穷，是以有终。”[26](《萝山杂言》)这些描绘也确实是宋濂一生为人为官为文的形象写照。宋濂心目中君子抑或真儒的楷模是三国蜀汉的诸葛孔明，他认为：“三代以下，人物之杰然者，诸葛孔明数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后世，或侪之于伊、吕，固为少褒。”[27]在这篇勉励友人钱塘罗宗礼以孔明为榜样的《静学斋记》一文中，宋濂继续这样议论道：“古人所以为圣贤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业，而存乎册书，非徒以其名称之美而已也……近代之所学者，浮于言而劣于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虽措之行事亦然也。学者不之察，率视之为空言，于是孔孟之道，不如霸术之盛者久矣。”[28]
宋濂不仅以君子的标准身体力行，而且还经常教育、开导自己的子女、学生、朋友等要立志高远、兼济天下。他在《龙门子凝道记·令狐微》中这样告诫瓒、璲二子：“当求为用世之学，理乎内而勿骛于外，志于仁义而绝乎功利……富贵外物也，不可求也。天爵之贵，道德之富，当以之终身可也。”[29]又在《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中勉励景清说：“必也学为圣贤有用之学，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后庶几也。”[30]方孝孺之于宋濂，有如当年宋濂之于吴莱，师生二人情如父子，宋濂对他这个最得意的弟子期望极高，致仕以后在送别方孝孺时亦写诗告勉：“真儒在用世，宁能滞弥文?文繁必丧质，适中乃彬彬……道贵器乃贵，何须事空言?孳孳务践行，勿负七尺身……此意竟谁知，为尔言谆谆。”[31][《送方生还宁海(并序)》]在此诗的序中，宋濂认为，就诗文而言，唐宋以来，除欧阳修、苏轼以外，没有人能超过方孝孺的，他预言道：“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过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32]方孝孺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二十余年后果然以其舍生取义的惊天壮举，而“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濂的道统思想还集中表现在其“出处”问题的处理上。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宋濂则曰：“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33]显然宋濂的用世思想更为积极，主张不管个人穷达如何，都要有益于社会。事实上，宋濂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不达”的前大半生就是“为师为友，使斯道明”，而应召朱元璋之后的“达”的后小半生“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宋濂无论穷达，都是围绕一个“道”字，或“行道”或“明道”，可见其道统思想的正宗。宋濂在元朝时曾屡入科场，均名落孙山，但至正九年(1349)当被荐为翰林编修官时，年已四十的宋濂却“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34](郑楷《行状》)。这个举动颇令人费解，其实还是跟宋濂的独特的道统思想有关。宋濂认为，仕进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他后来在《白牛生传》中这样写道：“生不肯干禄，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禄可干耶?仕当为道谋，不为身谋，干之私也。’”[35]也许正因为宋濂越来越看出了无道的元朝即将瓦解的迹象，即使出仕也无从“行道”，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隐，去“明道”，而当11年后朱元璋聘请他时，他稍一婉拒后就欣然出山了，因为他已看出了朱元璋将是未来天下的“明君”。
无论是授经麟溪，还是隐居仙华山，入小龙门山著书，宋濂或读书，或授经，或著书，或交游，或徜徉山水，无不是他“明道”的努力，而显示了他放达、通脱的本色。他的好友王袆曾这样描写宋濂：“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轰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适。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而笃于伦品。处父子兄弟夫妇间，尽其道;与人交，任真无钩距;视人世，百为变眩捭阖，谩若不知，知之亦弗与较。”[36](王袆《宋太史传》)一个放浪形骸的赤子形象跃然纸上，与入明后纯正雅儒的宋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此可知，“达”后的宋濂为了“行道”，不得不包装自己，表面上看宋濂前后期判若两人，实则一也。对于一心用世的宋濂来说，面对混乱腐朽的元末现实，长期的退隐实在是百般无奈的选择，他总是拿古之隐者孔明等为自己开脱：“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37](《龙门子凝道记·越生微》)他这样表白自己的拳拳济世之心：“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38](《龙门子凝道记·采苓符》)所以当朱元璋遣使者礼聘他时，他说：“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诏。”(郑楷《行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