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主题的“雅”:“被荒诞”与“被深刻”
作家莫言曾盛赞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因为他从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里看到了卡夫卡的影子，更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都有挥霍自己过人想象力的嗜好。可问题的关键是，文学不仅仅是想象力的跑马场，仅仅靠想象力是炼不成文学大师的，而只能是花里胡哨的平庸作者。
死亡、暴力、冷漠是余华小说不断重复的想象叙事，自《活着》始虽有所收敛，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里依然骨子里透露着余华创作的一贯风格。如果要追问为什么余华会是这样的风格，那么可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着手分析。首先是内因，包括余华的童年经历、性格乃至天赋，这些是决定性因素。余华自己也觉得：“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的关系的基础。……我们对世界最初的认识都是来自童年，而我们今后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想象力，无非是像电脑中的软件升级一样，其基础是不会变的。……一个人的童年基本上是抓住了一个人的一生。他的一生都跟着他的童年走。他后来的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补充童年，或者说是补充他的生命。”[11](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在1997年完成《许三观卖血记》后的访谈中，余华也曾说过：“我的叙述是比较冷漠的，即使以第一人称叙述语调也像一个旁观者，这种叙述的建立肯定与小时候的生活有关。”[12](陈少华《写作之途的变迁——作家余华精神现象试读》)余华小时候的家就住在医院，见多了鲜血与死亡，可是这并不能成为他后来反复书写暴力的根本理由，否则外科医生岂不更有可能成为像余华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们应该追溯更为根本的缘由，那就要对余华的人格或精神进行心理分析，对他的先天禀赋、气质力求把握，才有可能真正揭开余华的写作之谜。当然我们不可能直接对余华进行精神分析，但从余华作品中一次次的关于暴力与死亡的“意淫”里，从他的阅读兴趣里，可以间接地勾勒余华的心理个性或气质。余华也读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可他对《红楼梦》《荷花淀》《大淖记事》之类的中国特色的作品可能没有什么感觉，而最终拜倒在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脚下，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余华的气质契合了卡夫卡之类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因为只有在外国文学里，我才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认识文学有着多么丰富的表达，去认识文学的美妙和乐趣，虽然它们反过来也影响了我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受，然而始终不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13](余华《我为何写作》)外国文学作品当然不是决定性的，童年的经历和卡夫卡只是一步步激活了余华潜意识中的暴力与冷漠，决定性的还是余华的先天气质。想象力丰富是一切作家的共性，可想象的具体内容与对象却是一个作家的个性，所以余华的气质决定了他想象的焦点与范围。他说：“最早的时候，像刚才说到，卡夫卡给我带来了自由以后，我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么一批作品。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强硬的叙述者，或者说是像‘暴君’一样的叙述者。我认为人物都是符号，人物都是我手里的棋子。”[14](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就是说，余华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对话、动作、意象等等都成了作者内在精神品质流露抑或宣泄的道具而已。严格说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不同程度的个人思想趣味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卡夫卡们宣泄了就可以成为西方的文学经典，而余华的喃喃自语就受到质疑呢?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南橘北枳”的问题，由于余华对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理缺乏深刻的体验，他表面上所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实际上他写的是他自己内在的、隐秘的灵魂，所以他所叙写的那些充满暴力、死亡与冷漠的人和事根本就不可能代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但因为他的作品与卡夫卡貌合神离，所以西方读者硬是把余华的“自言自语”误读成了“普遍的人性”，其实无论是福贵、许三观，还是李光头兄弟，余华臆想的这些苍白、干瘪、怪异的人物形象都不是中国人灵魂的真实写照，这就是余华与卡夫卡的区别，也是中国先锋作家邯郸学步、买椟还珠的遗憾。
在西方文学中，“荒诞”是指形而上的世界存在及生命存在的本质，“荒诞感”就是对荒诞的感受和体验，它产生于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普遍现实，更扎根于西方的宗教文明与科技理性文明互相碰撞、融合的土壤，卡夫卡便是这种文学的代表。他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藉，表现因荒诞的客观世界所引起的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的种种心理感受，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类存在荒诞的本质，这就是卡夫卡的伟大与深刻之处，因为他的作品确实触摸到了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的脉搏。反观中国现当代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一是中国人历来缺乏明确的宗教信仰，因为什么都信就等于什么都不信;二是科技理性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是说中国人生存的本质不荒诞，而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难以产生“荒诞感”的自觉，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贯执着于现世生活且乐天知命的中国人虽饱受磨难，但却少有颓唐与绝望，更不要说上升到“荒诞感”了，而是苦中作乐，不断地抗争，一次次重新燃起新的希望，真可谓是“痛并快乐着”，这才是中国人的生存真相——肤浅、庸俗但有滋有味，缺少理性，更谈不上神性。所以余华的作品虽然写了死亡、苦难、绝望，好像要上升到“荒诞”的哲学高度，可一联系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就知道这只是“张冠李戴”，完全是不真实的，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其实只跟他个人有关，诸如“苦难”“荒诞”“救赎”等解读余华作品内涵的词语前面应该都要加个“被”字，也就是说余华的作品是“被深刻”“被雅”，于是也“被经典”了，而这正是先锋作家所普遍存在的最致命的缺陷。对此洪治纲这样总结道：“先锋作家普遍缺乏应有的精神深度与思想力度，显露出相当虚浮的思想根基，并导致很多作品在审美意蕴的开拓上始终徘徊不前，无法获得常人所难以企及的种种精神深度。”[15](洪治纲《先锋：自由的迷津——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