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奇书——恶之花
清初张竹坡把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正式定名为《第一奇书》刊行，极力提高《金瓶梅》的地位，在其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精彩评点中，虽没有明确说明“奇”在何处，但其“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泄愤说”“寓意说”“苦孝说”等观点已大致诠释了“奇”的内涵。“二拍”作者凌濛初对“奇”的见解当最为到位：“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1](《初刻拍案惊奇序》)就是说，世人一般只知道身外的“牛鬼蛇神”为奇，而不以为日常生活中或人性中诸多违背常理的“谲诡幻怪”为奇，这里凌濛初把真正的“奇”界定为日常生活中违背常理的种种扭曲的人性，确实是真知灼见，只可惜世人已习惯于堕落、丑恶而不以为奇了，所以凌濛初才要编著“二拍”来使世人“惊奇”而警醒。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对此更有一番细致的论述：“夫唇(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2]笑花主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凌濛初的思想，把“奇”与“常”相对，其实也就是“俗”与“雅”的对立，因为他认为圣贤豪杰才是常人，当然“常人不多见”了，特别像晚明那样俗不可耐的腐朽社会，高雅的“常人”更是罕见，无奈之下，只能“动人以至奇者”，而编了《今古奇观》。这里所谓“至奇者”，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popular)，而是“鄙俗”(vulgar)，近乎“邪恶”(evil)了。所以无论是“第一奇书”《金瓶梅》，还是“三言二拍”，乃至《今古奇观》，所谓的“奇”，不是指“常”“正”“雅”，而是指洋洋大观的“俗”“邪”“恶”，且以《金瓶梅》为最。
如此说来，“第一奇书”《金瓶梅》就是最“俗”最“邪”最“恶”的作品了。如果说其他三部“奇书”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中还有一些“常”，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仁、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水浒》中众多英雄豪杰的正气，《西游记》中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等，那么在《金瓶梅》故事的表面叙述中几乎是没有上述作品中的亮色即“常”的，武松等形象虽有些“正面人物”的影子，但在作品中的分量微不足道。对于《金瓶梅》内容的“鄙俗”金学家黄霖这样总结道：“其主旋律是什么呢?曰：暴露。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将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能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就是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着‘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石狮子外，再也没有干净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干净的东西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花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面当时社会的镜子。面对着这面镜子，不能不令人惊，令人叹，令人哀，令人怒，令人迫切希望彻底改变这样的现实。”[3]所以说“漆黑漆黑”的《金瓶梅》是最能让读者“拍案惊奇”的了，因为它确实是最“奇”的，即最“俗”“邪”“恶”的。
“第一奇书”又被视为“淫书”“秽书”，那么，是不是《金瓶梅》中就没有“常”“雅”“正”呢?答案众多名家其实早就给了，如只看了作品前半部的袁宏道就下了“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4](《与董思白书》)的断语，鲁迅也认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5]就是说，在《金瓶梅》大俗的故事内容的背后，隐藏着大雅的主题思想，这与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极为相似，即《金瓶梅》故事表面内容的“大俗”为“恶”，这“恶”后面隐藏着“大雅”即为“花”，所以《金瓶梅》即为“恶”之“花”，或中国小说版的《恶之花》，问题是世人只见“恶”，而看不到“恶”上面盛开的“花”，甚至连“恶”都看不到，而生欢喜心甚至效法心，对此前人早有告诫：“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6](弄珠客《金瓶梅序》)
《金瓶梅》这朵“恶之花”看来真的不是那么好欣赏的，因为“第一奇书”不仅有“大俗”，更有不易觉察的“大雅”，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小人甚至禽兽了，所以历代名家巨公总是强调《金瓶梅》的那朵凡眼难识的“大雅”的“花”，时时提醒读者，不能买椟还珠。明代欣欣子有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7]廿公更是大声疾呼：“《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8]清初张竹坡受《诗经》的启发来把握《金瓶梅》雅与俗的关系：“《诗》云：‘以尔事(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亦是将《寨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9]中国文学一直有劝善惩恶的教化传统，《诗经》就是以劝善为主，辅以惩恶的，因而都是“无邪”的，因为“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张竹坡认为《诗经》中属于“惩恶”的《褰裳》《风雨》等篇是“微言之”，而文人君子从中就能“知儆”，《金瓶梅》属“显言之”，为的是让更多的世人“知儆”，可意想不到的是“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而坚持“第一奇书非淫书”的结论：“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
对“第一奇书”之“奇”的内涵概括得最全面、精当的，当推清康熙年间与张竹坡同时代的刘廷玑，刘氏在其《在园杂志》卷二有云：“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10]至此，我们对“第一奇书”之“奇”的内涵应该有一个大致全面的了解了。《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邪”“恶”;其次更“奇”在作品叙事背后的“雅”“正”“善”“常”，就如刘廷玑所说的“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也正如冯梦龙所概括的“另辟幽蹊，曲中奏雅”;再次“奇”在绝妙的人物刻画与描写，“文心细如牛毛茧丝”;最后还“奇”在作品结构的缜密、语言的生动传神。总之，《金瓶梅》从内容到主题、从人物到情节、从语言到描写、从思想到艺术，无不令人“拍案惊奇”，它盛开在晚明昏暗的天空，就像黎明前的黑暗，又像夜空中闪烁的孤星，抑或禅宗的“烦恼即菩提”，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朵千古奇葩——让人既惊又恨，既惧且叹，由迷而悟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