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人性抒写的两重模式

对人性的描摹与揭示，可谓中国现代小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政治与社会的层面，但即使像茅盾《子夜》那样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也离不开浓重的人性抒写，更不用说废名、沈从文等那些专注人性的另类作家了，所以无论是侧重现实的文学研究会，还是标榜浪漫的创造社，无论是海派抑或京派，也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人性抒写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共同宣言与最显著标志，同时也是中国新旧小说的根本分野，把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艺术追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境地。

人性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共生共存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而作家的秉性、思想等又千差万别，所以对人性的表达自然会呈现出多种风格，但大致离不开以下两种典型模式：一是侧重于从反面揭露丑陋人性，二是致力于从正面讴歌美好人性。当然还有正反结合、有破有立的第三种模式，但显然只是两种典型模式的衍化而已，本文对之不展开分析。现代小说这两种人性抒写的典型模式，各有优劣，分别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底蕴、精神诉求、价值取向与艺术趣味，而使得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一度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本文意在从文化与人性的视角来宏观把握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以期进一步总结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