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异数”——“红楼梦魇”等古典世情小说情结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新旧文学的对立中起步、发展的，新文学当然是现代文学的主角，鸳鸯蝴蝶派之流的旧文学几乎长期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忽视，只有苟延残喘的份儿，新旧文学的阵营当然是泾渭分明的，可一炮走红的张爱玲却让人一头雾水，乍一看还以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可细看又让人耳目一新，但又肯定这些别样的文字是断不能纳入新文学的，而不折不扣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数”。对自己作品难以归类的尴尬，张爱玲早已心知肚明：“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自己的文章》)[1]又说：“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看苏青》)[2]显然，如果硬要归类，那么张爱玲还是自觉地远离严肃的新文学，而宁可与鸳鸯蝴蝶派为伍，虽然她很清醒地知道她的小说远不是鸳鸯蝴蝶派所能涵盖的。
《倾城之恋》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3]事实上，为了成全张爱玲的文学天赋，那“不可理喻的世界里”确实发生了不少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如柯灵所分析的那样：“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4]其实，应该说张爱玲太幸运了，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时势造英雄，末日般的战乱、压抑的“孤岛”上海、几个难得的专家型的知音和一大批被鸳鸯蝴蝶派长期培养的市民读者，这三者催生了张爱玲这朵“孤岛文学”的奇葩。江山不幸诗家幸，战乱对普通的上海市民而言，是生不逢时，但对一直做着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梦”的张爱玲而言，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敏感的张爱玲确实抓住了那冥冥之中的转瞬即逝的机遇，而一夜成名。虽只名噪一时，随着时势的巨变、外因的消隐，张爱玲手中这朵怒放的“文学之花”无可挽回地迅速枯萎了，但即使将张爱玲后来的种种文学努力都一笔勾销，就凭她走红上海时的巅峰之作《传奇》也已经足以使她跻身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之列了。
成全文学张爱玲的种种外因固然离奇且代价惨重，但其成功的内因应该更为重要，那就是她的非同寻常的文学天赋。张爱玲出生于封建没落世家，虽童年就遭逢父母离异乃至继母虐待等不幸，但这样的家庭及人生经历就偌大的中国而言，实在还是太平常了，可是因为有了“张看”，硬是在极普通的人生底子上抒写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张爱玲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她的家庭、她的经历、她的成长环境，而在于她那颗早熟而奇慧的心灵，那双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敏锐而深邃的眼睛。她3岁时能背诵唐诗，7岁就写了第一部小说，8岁看《红楼梦》，14岁写《摩登红楼梦》，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极为敏感……这一切都源于她惊人的直觉与悟性，连她自己都惊异不已：“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天才梦》)[5]于是年仅20岁的张爱玲就写下了如此惊世骇俗的苍凉之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连珠妙语皆从张爱玲的笔下自然流出，浑然天成，没有丝毫的做作或作秀之嫌，耐人寻味，更令人叹服而拍案惊奇。
英文功底相当了得的张爱玲自然从西方文学得益匪浅，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源泉与动力，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世情小说，其中《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四部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尤其显著。《红楼梦》等世情小说以细腻描摹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见长，于平淡中寄寓深刻的主题，俗中显雅，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像《醒世姻缘传》等世情作品一般人会觉得索然无味，难以卒读，可张爱玲却看得津津有味，百读不厌，可谓世情小说难得的知音，其创作更是一系列现代版的世情佳构。1954年10月，身在香港的张爱玲给远在美国的胡适的一封短信中提道：“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第二年张爱玲收到胡适的复信后，又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最后一段写道：“《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6]虽然后来张爱玲没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夙愿，只是将《海上花》译成了英文，但她对《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的挚爱由此可见一斑。
张爱玲一生与《金瓶梅》特别是《红楼梦》的不解之缘同样可谓是个传奇，从少年就开始表面模仿的习作《摩登红楼梦》，到青年时期惊艳上海的《红楼梦》式小说集《传奇》，再到中年十载考据的《红楼梦魇》，晚岁又有近十年译注颇具《红楼梦》风格的《海上花》的豪举，张爱玲倾注在《红楼梦》上的心血怎一个“痴”字了得?“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7](《红楼梦魇·自序》)像张爱玲这样如此熟读《红楼梦》的恐怕难找第二人。《红楼梦》对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恐怕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她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谈到自己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时写道：“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8]很多读者也早已感受到张爱玲小说浓烈的《红楼梦》韵味，当年《紫罗兰》主编周瘦鹃先生在刊首语《写在〈紫罗兰〉前头》中就细致地描摹了他初读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的感觉：“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指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了。”[9]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对张爱玲的重大影响，称赞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属于超级《红楼梦》迷的三毛在给贾平凹的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霑，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10]而当代才子贾平凹的《读张爱玲》则可谓惺惺相惜了：“她明显地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11]王安忆、苏童等当代作家也有类似的感受。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空前绝后的突兀的高峰，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文学天赋高低的一块终极的试金石。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当中应该没有谁不曾读过《红楼梦》，可是能与《红楼梦》产生强烈共鸣而真正读懂了的当首推张爱玲。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本来是不可能存在滋生《红楼梦》式《传奇》的土壤的，偏偏抗战时期全国绝无仅有的上海“孤岛”又提供了一丝可能。所以从文学史宏观层面来审视，张爱玲的成功实在是太偶然了，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然而从张爱玲个人角度来看又似乎是必然了。
总之，才女张爱玲的文学“传奇”首先决定于内因——其自身过人的文学天赋，然后才归功于外因——《红楼梦》等古典世情小说的滋润、她的特殊的家庭及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当然浓缩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上海“孤岛”这一外因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