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百姓写作”
莫言是一个坦诚的人，这是他的一点可爱之处：“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鸟叫什么调，什么作家写什么作品。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13]这是莫言的实话实说，他的小说充满了吃喝拉撒、声色味触，可谓俗气冲天，要他去写《红楼梦》《阿Q正传》《边城》《变形记》那样的高雅作品，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莫言也有狡猾的一面，他一边谦虚谨慎，一边又为自己的独特创作寻求更大的理论空间与价值地位，甚至要人们相信，他的创作模式才是文学的正宗，这就是他大唱“作为老百姓写作”这一论调的出发点与根本目的。
思想文化与理论素养是莫言的弱项，为了给自己的作家身份增加砝码，他多次强调自己是“素人作家”：“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学者型，还有一种，像我国台湾说的，叫素人作家。我更多的还应该是素人作家，靠灵性、直觉、感性和生活写作，不是靠理论、知识写作。”[14]这样的分类固然有一些道理，但是没有哪个作家是仅凭理论与知识写作的，何况历史上大多数作家可以说都是素人作家，少数作家兼有学者身份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莫言自己缺乏理论素养，所以就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学者身份，觉得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之间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我们知道，作家和学者两种身份之间确实存有相冲突的一面，但也有结合得很好的例子，比如鲁迅，一面搞研究教书，一面创作，相得益彰，成绩都很突出。所以，作家的根本分野，不是学者型与素人型的差异，而是有思想与没有思想的区别。伟大的作家拥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作家只有浅薄的思想，而超强的形象思维是所有作家的共性，否则就不能成为作家了，当然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又属于形象思维特强的个案了。
在莫言的思想中，总是存在着种种的对立，思想与形象、历史与现实、民间与官方、老百姓与精英、政治与文学等等，常常被这些对立牵着鼻子走。其实，作家完全可以超越这些表面的对立存在，而进入更深的层面，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只是通过人性的抒写、人物的塑造去剖析社会、演绎文化，而无须去考虑以什么身份写作以及为谁写作的问题，他的作品是面向所有读者的，知音也好，误读也好，小贩也好，宰相也好，能读懂、接受多少算多少。真正的文学是超越等级、阶层、阶级、民族甚至时空的，不存在为老百姓的写作，更不存在为社会精英的写作，所以“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作品，我们现在去看依然很受用，外国人也喜欢看，后人还要看，显然，文学是不可能贴上某一群体的标签的，否则肯定是冒牌或低劣的文学。
莫言反对“为老百姓写作”的提法，主要原因还是为他本质上的农民身份辩护，虽然他是个作家，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可他的心态与见识其实比普通农民高不了多少。莫言骨子里反对崇高与伟大，也不相信有崇高与伟大，认为天下人都和他一样：“‘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莫言2001年10月在苏州大学演讲中的这一席话，已经充分展示了莫言思想境界的真实状况。
自古以来，就不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感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到创作“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司马迁，再到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再到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曹雪芹，还有秉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现代斗士、“民族魂”的鲁迅，这样具有崇高人格的伟大灵魂，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虽然相对于社会全体来说，他们永远是小众，但他们确实是超越于普通人之上，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权力、地位高高在上，而是说他们的人格堪称世人的楷模，他们的《离骚》《史记》《红楼梦》《阿Q正传》等等这些或从正面歌颂真善美或从反面抨击假丑恶的伟大作品就是能够起到丰富生命、启迪人生、净化心灵的巨大作用，而永远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抗拒假丑恶。这些人绝不是莫言所说的“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好为人师，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以身作则，引领世人，去创造人间的美好未来。
同样，莫言不相信存在真正的“人民的公仆”，显然也是相当短见的。我们承认，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确实不少，但不能以偏概全，就否认“人民的公仆”的存在，且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古人境界，也不说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仁人志士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就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廉洁奉公的官员还是有很多的，正是这些人成为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否则人类还有何未来可言。一个人可以是卑微的，但不应该卑劣到以为天下人都跟他一样;一个作家可以觉悟平平，但不应短视到认为天下就没有高尚的作家。
莫言推陈出新，提倡“作为老百姓写作”，看上去很美，其实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莫言认为，“作为老百姓写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15]。一个作家除了想象力、形象思维要超过一般人，他的眼光更要比一般人深邃，他要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然后又能形象、艺术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来，这就是作家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作家的心灵肯定要比一般人更敏感、更丰富、更深刻、更慈爱、更有智慧，否则就不能被称为作家，如果一个作家都不能比一般读者高明，那我们还需要这个作家干什么。至于作家是否比笔下的人物高明，那要看具体情况，鲁迅写阿Q，当然鲁迅要比阿Q高明，但如果我们去写鲁迅，当然是我们不及鲁迅高明，所以莫言说作家不能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实在让人费解。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具体写作时是不能分心于作品的思想倾向什么的，而以形象思维为主，可是这并不代表动笔之前也不要考虑作品的思想倾向，但凡伟大的作家不是抛弃思想与理性，而是善于用形象来表达厚重的思想。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意思，其实就是作家写作时不要做思想倾向的判断，这是符合文学创作活动实际的，但是他要作家装糊涂，而不认为比读者甚至笔下的人物高明，这种完全抛弃理性的做法，也许只有他莫言可以做到，而且这样创作的小说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一个疯狂、迷乱、扭曲的感官世界而已，与那些理性照耀下的经典作品难以同日而语。
偏执的思想导致莫言“妙语连珠”，他说：“‘作为老百姓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16]这话放在莫言自己身上，确实非常合适，因为他跟那些手艺人一样，都拥有一项娴熟的技艺，而且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他不是编织篮筐、砌墙或雕花，而是睁着眼睛做梦。可是如果要把曹雪芹、鲁迅这样的作家也仅仅看作是手段高明的手艺人，我估计谁也不答应，当然莫言除外，因为技艺与真正的艺术固有相似的一面，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就是鲁迅可以去做一个泥瓦匠的活，而一个再高明的泥瓦匠也干不了鲁迅的活，主要原因就是泥瓦匠难以具备鲁迅的深邃思想。莫言只看到技艺与文学艺术相似的一面，而忽视乃至否认两者的本质区别，把艺术创作降低到手艺的地步，实在是“天才”的发现了，非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因为自己思想的贫瘠，就极力排斥思想，乃至否认理性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一味纵容自己的感官能力，且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种创作的合理性、先进性，甚至奉之为文学创作的正途与至高法则，这种欲盖弥彰的滑稽剧竟然赢得了满堂喝彩，而且这部“皇帝的新装”还会更加隆重地上演下去，因为莫言获得了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