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的“伦理”话语批评
谢有顺的“叙事伦理”话语理论强调的是“叙事”生成的“伦理”，而不是故事包含的“伦理”，更不是“叙事”遵循的“伦理”;是“小说的伦理”，而不是“俗常的伦理”“现实的伦理”。这一套理论因为存在偏激片面的致命伤，说起来已经是相当吃力，而要应用到具体的批评中，则更为艰难，无奈之下，就只能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了。
我们先看谢有顺对《红楼梦》的“叙事伦理”批评：“曹雪芹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从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既写俗世，又写俗世中的旷世悲剧;既写人世，又写人世与天道的相通，为小说开创了全新的精神空间和美学境界。它对中国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小说的写作，就是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写出人生和天道的通而为一。”[9]这里谢有顺认为《红楼梦》“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小说的写作，就是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写出人生和天道的通而为一”，这算是什么“伦理”呢?是指“写出人生和天道的通而为一”吗?而且即使这个“伦理”成立，也不是“叙事”直接造成的，而是小说的故事与人物形象所展现的。这里所谓的“新的叙事伦理”，其实改为“新的叙事主旨”更为合适，因为《红楼梦》不仅有着坚实的儒家精神叙事，更包含丰富而深刻的道释精神叙事，表现了超越的人生，这是《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很少能够企及的描写境界，使小说的主题发生了质的升华，可谓“新的叙事主旨”。《红楼梦》的主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几乎早已成为“红学”的常识，可是经过谢有顺用“新的叙事伦理”重新包装之后，反而让一般读者摸不着头脑了，还以为是什么新的创见。最关键的是，《红楼梦》的主旨跟所谓的“叙事伦理”扯不上半点关系，将《红楼梦》的主旨强说为“叙事伦理”，人为制造阅读障碍，真可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再看谢有顺对鲁迅的“叙事伦理”批评：“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也绝非通常的‘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所能涵盖。它有国族层面的承担，也注重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尤其注重传达鲁迅自己的切身体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也是能写出‘灵魂的深’的作家。他同样兼具‘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不仅超越了善恶，而且因为深入到了‘甚深的灵魂中’，达到‘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的境界——这远比一般的社会批判要广阔、深邃得多。”[10]谢有顺认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不仅有社会批判层面的“国族伦理”，而且有自己生命的体验，直达灵魂的深处。这里也没有说这些“伦理”是怎么由“叙事”生成的，其实就是鲁迅小说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根本就不是他所界定的“叙事伦理”话语的有效运用;其实，也不是谢有顺不想在评论中实际操作“叙事伦理”话语，而是这一话语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另外，谢有顺喜欢将“小说的伦理”与“灵魂写作”相提并论，认为像曹雪芹、鲁迅这样写了“灵魂的深”的作家，就是超越了“俗常的伦理”，进行的是真正的“叙事伦理”写作。应该说，文学应当表现深刻的思想主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人生有不同的境界，人性有丰富的层面，从物质欲望到精神追求，从已知的到未知的，从此在的到彼岸的，从现实的到理想的;等等，都应该是文学表现的对象与主题，强调“灵魂写作”，就是要不断提升作品主题的高度与厚度，如此丰富的思想主题怎是“小说的伦理”一语所能概括的。伦理道德仅仅是小说众多主题之一，无论是“小说的伦理”，还是“叙事伦理”都是以偏概全，容易让人产生小说就是表现伦理的错觉。
在《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中，谢有顺这样定位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在‘赞颂’和‘诅咒’、‘庆幸’和‘悲哀’之间，贾平凹再一次坦言自己‘充满矛盾和痛苦’，他无法选择，也不愿意作出选择，所以，他只有‘在惊恐中写作’。在我看来，正是在这种矛盾、痛苦和惊恐中，贾平凹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贾平凹的《秦腔》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它虽然是乡土的挽歌，但它里面没有怨气和仇恨，也没有过度的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境界。‘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牟宗三这话说出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它和‘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写作伦理正好相对。贾平凹在《秦腔》中，以其赤子之心的温润，在写作上回应和展开了这种全新的叙事伦理。”文中把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概括为“饶恕一切”又“超越一切”，而且还是“全新”的，论证的内容基本上离不开小说的故事、细节与人物形象，其实就是在阐释贾平凹小说的主题，可是如果不玩点诸如“叙事伦理”这样的噱头，就毫无新意，而一旦挂上了“叙事伦理”这样的金字招牌，立马就会被人视为“学术创新”，尽管没有人真正懂得何谓“叙事伦理”。谢有顺自己其实也心虚得很，别看他炒作概念时振振有词，可实际批评起来，就只能挂羊头卖狗肉了，题目吆喝的都是叙事、伦理什么的，可具体行文时还是作品的主题分析，然后在文中或篇末煞有其事地交代一下，这就是什么叙事、什么伦理，让似懂非懂的读者干瞪眼。
如果说“叙事伦理”已经让人头脑空白，那么谢有顺的“身体伦理”话语几乎能逼得人发疯。身体作为血肉之躯，又不是人的某种特定行为，虽不能等同于物质，但要说身体也有什么“伦理”，读者只能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在《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一文中，谢有顺这样解释道：“身体的伦理性(或者说身体性的灵魂)是真确存在的，我甚至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将个人身体的独立性同构在别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性的平衡。换句话说，生理性的身体必须和语言性的身体、精神性的身体统一在一起，身体的伦理才会是健全的。——我相信，关于身体伦理的这一思索，对于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表达，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11]人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体，就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互为条件，不可分割。人具有伦理道德的属性，但如果谁想去进一步确认，这伦理是属于人的灵魂精神，还是属于人的身体物质呢?恐怕要被当作笑话，因为这就等于要把人的灵魂与肉体分开，显然是不可能的。谢有顺当然不是这样的傻瓜，他认为身体具有精神性，因而身体也就有了伦理，其实说的还是人的伦理性，只不过他强调了伦理的身体属性。人的伦理道德既离不开灵魂，也离不开身体，灵魂是主导，但具体的伦理必须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食色等欲望好像是身体的功能，其实欲望的根源还是人的心理与精神，身体的欲望就是心灵的欲望，二者其实是一，而不是二，所以没有必要作身体伦理与心理伦理或灵魂伦理的区分，还是回归正常的说法——人的伦理，制造“身体伦理”这样的新词，利少弊多，徒增麻烦。
谢有顺不仅重视写作中的身体叙事，更重视灵魂叙事。他在《重申灵魂叙事》一文中写道：“我的确以为，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文学的生命流转，应该往精神上走了，我相信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12]其实，无论是身体叙事，还是灵魂叙事，都是写人，而且写身体欲望离不开人的灵魂，写人的精神也离不开身体，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截然分开的身体叙事与灵魂叙事，如果曹雪芹写作时还要考虑哪儿是身体叙事，哪儿是灵魂叙事，估计也写不出《红楼梦》了。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身体叙事与灵魂叙事，这些对立范畴都是现代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二元思维作祟的结果，万法归一，才是世界及文学的常道。文学批评不能陷入机械与片面的怪圈，一会儿强调身体叙事，一会儿强调灵魂叙事，好像都有道理，但又互相矛盾，而要注意整体性思维的原生态批评。
在《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一文中，谢有顺重申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散文“写作伦理”：“必须再一次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使作家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从而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记述，找回散文写作中生命的秘密通道和心灵的丰富维度。”[13]我们看到，这里所谓的“写作伦理”，既不是写作所要遵循的“伦理”，也不是由“写作”生成的“伦理”，而是散文写作的方式问题，认为必须再一次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从而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记述，找回散文写作中生命的秘密通道和心灵的丰富维度，显然这并非什么新鲜的见解，但是冠以“写作伦理”之后，一下子就身价不菲。该文论述的内容其实以“散文写作的要领”为题更为合适，而且“重申”一词也用得不妥，纯属唬人，因为之前并没有谁明确申明过散文的“写作伦理”，“重申”根本就无从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