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破”与“立”及鲁迅的态度
鲁迅“破”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但事实上由于鲁迅及时代的偏激，打倒“孔家店”也殃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矫枉过正的必然后果。
在人类文明史上，“破”与“立”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方式。我们就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先谈儒家的“破”与“立”。孔子不满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但他主要的作为不是“破”，而是“立”，主张“仁”与“礼”，强调“为政以德”，这是“立国”，又反复论及“君子”，就是“立人”。一部区区不过两万字左右的《论语》，其中“君子”一词就出现了110次之多，与《论语》的另一个核心范畴“仁”同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可见孔子对“立人”的重视，而且大多是在既“立”且“破”中阐述的，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而以《论语·卫灵公》中的概括最为代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更为重要的“立”是提出了“中庸”这一儒家的核心范畴。中庸的思想不始于孔子，但正是孔子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论语》中使用了“中庸”一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虽然只用到“中庸”一词一次，但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论及了“中庸”的含义，比如“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等等。孔子在《论语》中奠定了中庸思想的基础，而中庸思想的真正展开、完善是《中庸》及后儒对《中庸》的不断阐释。如《中庸》开篇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已开始赋予中庸形而上的意义了，到后儒面对道释的挑战，不断吸收道释的长处，而大力提升了中庸概念的层次，如理学家程颐指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中庸被这位理学大师看作是天上人间的最终真理而达本体论高度。“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的“立”，是无法想象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史的。中庸就是道，就是自然，就是和谐，本文这里之所以花不少笔墨谈儒家的中庸思想，是因为鲁迅不大接受中庸思想，虽然他抨击的是中庸的庸俗化变体——折中主义，但同时他也确没有真正领悟中庸的圣义。
然后谈道家的“破”与“立”。我们知道，道家“破”的对象正是儒家思想，儒家坚信“有为”，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老庄强调“无为”，道家所“立”的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其“立人”则一样玄虚：“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前面讲孔子多么伟大，而现在道家又否定了儒家，这不令人费解吗?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所处的层面不同。在我们看来，儒家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几乎遥不可及，这不能怪儒家的要求高，而是我们太俗不可耐了，所以我们更难理解超越了儒家的道家境界了，觉得老庄的话不可理喻，即使有接受的，又大多是误读，如消极、苟且偷生、玩世不恭之流。这当然是鲁迅所要批判的，但同时鲁迅也一样与道家的真谛擦肩而过。比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如实写道：“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
再提一下释家的“破”与“立”。佛陀不仅“破”了积极入世的儒家，而且把超脱的老庄也“破”了，因为道家的境界也未究竟。佛教“立”的“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等教义，宣扬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解脱成佛，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万法唯心造”，教人不要分别、执着、妄想，而应看破、放下、自在。鲁迅在佛学上是下过很大功夫的，其大量地购读佛经主要是在1914年至1916年这三年，钻研后鲁迅也由衷叹服：“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2]
鲁迅好像也接受了佛教，其实他更多的是对佛教的“破”：“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3]又说：“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4]鲁迅认为：“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5]所以鲁迅下了这样的结论：“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6]
可见鲁迅只是接受了佛教的一些哲理智慧，而不会相信佛教的那些迷信。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所说，“鲁迅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7]又说：“鲁迅读佛经，当然是章先生的影响……先生与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8]其实鲁迅早期曾一度肯定过宗教信仰，他在发表于1908年12月的《破恶声论》一文中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9]而且对佛教尤抱有好感：“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10]其实当时的鲁迅还未真正接触、了解佛教，可是相隔八年当他深入钻研佛经之后，却反而不相信佛教了，可以说鲁迅与佛教有缘没分，终其一生，鲁迅是没有信仰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与境界虽有高下之分，但“三教归一”，彼此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同是宇宙人生本质的不同层面的展开与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释治心”，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都以自己的生命体验诠释了这一真理，所以中国人的人生境界是西方文明所难以想象的。
鲁迅对儒道释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以“破”为主，“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11]。从鲁迅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