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仙踪》:神魔小说还是世情小说？

关于《绿野仙踪》主旨与归类的争议，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是神魔小说，最早由黄人提出此说，“盖神怪小说而点缀以历史者”^[2]，后经由鲁迅认同后，几成定论，沿用至今。另一种认为属世情小说，最早有此意者当是李百川的好友陶家鹤，他在《绿野仙踪》序中对《绿野仙踪》大加赞赏：“愿善读说部者，宜急取《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谎到家之文字也。谓之为大山水，大奇书，不亦宜乎。”^[3]这里陶家鹤没有将《绿野仙踪》与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相比较，而是与《水浒传》特别是世情小说的奠基之作《金瓶梅》相提并论，显然他以为《绿野仙踪》跟《金瓶梅》更接近。现代以来，也有一些学者与陶家鹤的感觉相似，如陶腊红就认为：“讲史为小说故事的大背景，神魔为小说故事的大框架，世情才是它的主体和核心。”^[4]而曹萌等也认为绿野仙踪是“一部以神魔故事包装起来的世情小说”^[5]，这一派观点虽较有新意，但声音比较微弱。第三种意见则是中间派，即认为《绿野仙踪》是融神魔、历史、世情等为一体的综合型小说，多元化、跨类型等是其常见的判断，持这一观点的人也比较多。那么究竟哪一种解读更接近于作品的真实面目呢?

我们承认《绿野仙踪》比较难以归类，但其作品中的神魔、历史、世情等诸多小说内涵因子并非是平均用力的，它们在作品中的作用与地位也不尽相同，如果找到了其中的核心因子，那么小说的类型属性就比较容易定位了。显然，“绿野”所象征的“世情”与“仙踪”所代表的“神魔”是《绿野仙踪》最重要的两大内涵因子，其他的如历史、英雄传奇等内涵因子都处于无足轻重的从属地位。那么“绿野”与“仙踪”在《绿野仙踪》中孰轻孰重呢?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量。首先，从篇幅上看，描写神魔的文字只占了全书的一小半，而大半的笔墨留给了世情叙事，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说明了“绿野”在作品中的绝对性分量，但仅凭此还不能断定《绿野仙踪》就是世情小说。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仙踪”在作品中的作用与地位。我们知道，儒道释三教，道教最喜欢讲神通，神魔小说大多跟道教有关，佛教虽承认神通，但不重神通，所以世情小说的佛教叙事中很少有神通的痕迹，“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就更不需说了。李百川既然选择了道教来劝世，就必然要在世情的叙事中融入道教因子，而道教是讲神通的，所以作品中就必然要有一定篇幅的神魔叙事，但这里的神魔叙事与纯粹的神魔小说不同，《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是为写神魔而写神魔，虽也曲折地反映现实，但毕竟远离现实社会而显得荒诞不经，而《绿野仙踪》的“仙踪”是立足于“绿野”之上的神魔叙事，源于世情又直接服务于世情，与世情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与《金瓶梅》《红楼梦》等“绿野佛影”类世情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我们从作者及其好友陶家鹤所作的序中也能找到一些透露作品题材类型的蛛丝马迹。李百川在《自序》中提到，“家居时，最爱谈鬼”的他曾经“欲破空捣虚，做一《百鬼记》”，后来觉得“画鬼”也不易，就转而创作了《绿野仙踪》，可见李百川最终完成的《绿野仙踪》并不是当初他所想写的“凭空捣虚”式神怪类小说。《自序》中他又写道：“然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6]显然他创作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陶家鹤在《绿野仙踪》序中也明确指出：“而立局命意，遣字措辞，无不曲尽情理，又非破空捣虚辈所能以拟万一。”^[7]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断定《绿野仙踪》不是靠“破空捣虚”的想象而写成的神魔小说，而是“结结实实”的世情小说。

《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虽有明显的佛教叙事，但我们没有视之为佛教小说，而是公认其为世情小说的典范之作，这样看来，《绿野仙踪》就不是“四不像”，而是正宗的世情小说。明清世情小说如果抽去了其中的儒道释因子，只剩下“绿野”，就像当代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一样，那么作品的世情抒写再怎样细腻、生动、逼真，也无法掩盖其作品主题苍白、扁平、空洞的尴尬，而且也难以取得劝世的效果了，由是可见“佛影”“仙踪”“儒魂”在明清世情小说作品中的巨大作用与重要地位。反之，如果抽去了“绿野”，而只剩下“仙踪”或“佛影”，就成了标准的《封神演义》《西游记》那样的神魔小说了，所以“绿野”与“仙踪”“佛影”乃至“儒魂”的完美结合，相得益彰，才产生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世情小说。《绿野仙踪》以其道教色彩而在明清世情小说中独树一帜，其令人炫目的“仙踪”描写固使读者误以为其是神魔小说，而其大杂烩式的叙事风格又让人不知所措，但只要抓住了其世情内涵这一根本属性，其他从属的各色叙事都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