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的星光”:正面讴歌型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国原有的宗法制社会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逐步土崩瓦解。对几千年的古老中国来说，西方文明的入侵，固然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首先得经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和自身社会转型阵痛的双重洗礼，此可谓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一次浴火重生。原有的一切基本上都被打破了，可新的规则与秩序还无法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社会纷乱不堪，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性中恶的成分更是普遍容易得到滋长，世风江河日下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就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国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愤世嫉俗的文人、作家，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像鲁迅那样直面当前残酷的社会与人性现实，大胆抨击，积极斗争，以警醒国人;另一种则是像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那样，回避惨淡的社会现实，甚至拒绝现代文明，而是以他们青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古朴的故乡生活为参照，从正面讴歌那一方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精神净土，来营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性王国。在当时看来，后者的创作显得非常另类，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支流甚至末流，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的作品却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其文学价值正日益凸显。
身处大致相似的社会环境，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作家的内因显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抗争，废名没有像大多数现代作家那样拿起笔来去揭露社会与人性的种种丑恶，以期警醒世人，改良甚至变革社会，而是选择了相反的艺术方式，看似软弱到不敢正视现实，甚至有厌世之嫌，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作家的理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那么他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去建造自己的理想王国，但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家所拥有的理想不是世俗层面的，应该具有超越性;二是作家富有超越性的思想与精神诉求;三是作家具备一定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生活积累。而废名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废名读书广泛，但最让他心仪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10]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精神已慢慢融入了废名的骨髓，而使得他渐渐具备了超越性的思想与理想。废名的家乡黄梅曾经是禅宗兴盛之地，古风长存，生于斯长于斯的废名，对故乡的风土人情留下了极其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这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重要源泉与动力。初入文坛的废名一开始也是一个“很热心政治的人”[11]。《讲究的信封》表达的是对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不满，《少年阮仁的失踪》描写了五四运动退潮后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可在编选《竹林的故事》小说集时，废名却不打算要这两篇小说了，他自己也惊讶：“相隔不过两年，竟漠然若此。”[12]种种机缘成熟之后，废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
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宗法制度及封建伦理文化固然有着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所竭力声讨的种种沉疴弊端，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当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为行将灭亡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大唱挽歌也是极不明智的，而废名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连创作了《竹林的故事》《菱荡》《桥》等正面展现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美好图景的诗性小说，充满了唯美、恋旧的色彩，还带着淡淡的哀愁，问世以来自然饱受争议。废名的这种“倒行逆施”并非盲目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标准与美学追求的。现代文学固然需要大量的鲁迅式的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作品，以警醒世人，但同时也需要废名式的正面讴歌型作品，以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信心。就像今天的媒体一样，如果总是充斥着负面的信息，而缺少正能量，那就会反而诱发、滋长整个社会的负面情绪，所以废名的创作也可以被称为正能量写作，而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这正如刘小枫所论述的那样：“所谓审美现象，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世界中的人自己绘出的一个意义世界，一个与现实给定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只有居住在、生活在这个富有意义的审美世界中，人才不至于被愚蠢、疯狂、荒诞置于死地。”[13]家乡的风土人情在废名的笔下是那样恬静、和谐，充满着儒道意味乃至禅意，似乎成了世外桃源，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灵气盎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是至纯至朴，像《菱荡》的陈聋子，《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桥》里的琴子、细竹等等这些普通男女无一不是真善美的化身，而令人神往。废名的家乡叙事首先是写实的，但同时更是写意的。他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际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14]故乡滋养了废名的心灵，反过来废名又创造了文学维度的故乡，也是他精神与审美的乌托邦，废名对自己这样的创作充满了自信：“我此刻继续写《无题》(指《桥》)，我还要写《张先生与张太太》这类东西。就艺术的寿命来说，前者当然要长过后者，而且不知要长过几百千年哩。”[15]显然，废名致力于营造人性的理想王国，这既不是逃避现实，更不是欲粉饰封建宗法制社会而开历史的倒车，而是意在从正面给人以希望与理想：“审美的乌托邦虽然不可能完成变革社会的任务，但它的功能在于超越具体革命行为而有助于加强人的建设，指向人的发展这一更为持久、永恒的目的。”[16]
废名反常的创作路数，注定了其人其文寂寞的命运，可谓知音寥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能得其真传的恐怕只有沈从文一人而已，而再传弟子汪曾祺因之大器晚成，已属当代作家行列了。应该说，废名的作品对沈从文讴歌优美人性创作观的最终确立与成熟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从同是作家的沈从文对废名惺惺相惜的评语可以看得出来：“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作者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是平凡的人性的美。”[17]受到废名创作的启示，沈从文终于摆脱了其早期创作总是在表现都市与乡村这两极之间徘徊、挣扎的尴尬局面，彻底回归到自己“乡下人”的本真身份，而将目光自觉地聚焦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湘西，才渐入佳境，《边城》《长河》等佳作迭出，并最终凝练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理念：“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18]他进一步概括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9]显然，沈从文的创作宗旨是要关注、表现人性，而且重在表现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是标准的正能量写作，而未被现代文明侵染前的湘西正好为沈从文旨在建造“人性小庙”的文学努力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与动力。“兵皆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一切皆保持到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20]“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互相微笑，……向善为一种自然的努力。”[21]这就是沈从文眼中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湘西似乎永远是一方美德的净土，以至于他笔下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无不像湘西的山水一样，清新自然，灵动秀美，俨然一幅幅湘西版世外桃源，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代表作《边城》可谓沈从文“人性小庙”中一粒最耀眼的明珠，而其主人公翠翠简直就是一个美的精灵，一位如梦如幻的湘西女神，“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的她不仅外表乖巧，天真活泼，更有着一颗水晶般透彻的心，乃至于“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是湘西绝美的山水与淳朴的民风滋养、哺育了翠翠，也是湘西的赤子沈从文创造了她，使她成为一尊人性真善美化身的文学雕塑，永远屹立在湘西的山水之上，更永远屹立在世人的心中。
跟废名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字也是颇具信心的：“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22]他甚至公开表达了对一般读者误读的不满与遗憾：“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3]沈从文真是诚实得可爱，他从不自欺，更不会骗人，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赤子其人，星斗其文”，张充和的这句挽联也许是对三姐夫沈从文最中肯的评价了。
沈从文没有废名身上明显的道禅风骨，但在对美好人性的深刻感悟与执着追求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无法想象的是，如果中国现代小说缺少了废名与沈从文，该是多么的单调、晦涩。他们虽是少数，却能持久地照亮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他们的文学自信，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自信。这就是正面抒写人性小说的独特而巨大的价值所在，这样的作家与作品可遇而不可求，且大多时候只能是“少数人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