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心学:儒释一贯

理学虽吸收了道释成分而提升、拓展了儒学，但像宋濂这样真正能做到儒释一贯的，还是罕见的。从上文提到的千岩禅师给宋濂的复信中，可以得知宋濂最迟在38岁时就已经做到了儒释一贯了，这从他后来的一些论述中可以得到大量的佐证。

儒释两家，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两者表面上有很多分歧与冲突，但本质上还是有一致的地方的。因为释家比儒家究竟，所以儒家往往倾向于排斥释家，但释家是不会否定儒家的，而且反而比儒家更知道儒学的可贵，因为儒家所推崇的“仁”“君子之道”等也正是释家走向解脱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宋朝张商英(号无尽居士)感慨“学佛然后能知儒”的原因。前期的宋濂以“心学”来贯通儒释：“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人无二心，六经无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经有是言……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15](《六经论》)宋濂隐居小龙门山著书时就借用佛理对“心”作了深入的探讨：“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曰：何也?曰：仰观乎天，清明弯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广矣!大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然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能体此心之量而践之者，圣人之事也，如羲、尧、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践之而未至一间者，大贤之事也，如颜渊、孟轲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学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是心，而唯游气所徇者，小人之事也，如盗跖、恶来是也……心一立，四海国家可以治;心不立，则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此心若是，则家可颜、孟也，人可尧、舜也，六经不必作矣，况诸氏百子乎?”^[16](《龙门子凝道记·天下枢》)

学佛后的宋濂真正明白了儒学的价值与根本，他说：“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17](《〈徐教授文集〉序》)他这样赞叹孔子与儒学：“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18](《七儒解》)

儒释一贯的思想在宋濂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与大力的弘扬。“天生东鲁、西竺二圣人，化导丞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趣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是则心者，万理之原，大无不包，小无不摄。能充之则为贤知，反之则愚不肖矣;觉之则为四圣，反之则六凡矣。世之人，但见修明礼乐刑政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为入道之要。一处世间，一出世间，有若冰炭、昼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万汇为之欣荣;秋冬之屈，而庶物为之藏息。”(《夹注辅教编序》)^[19]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一文中又说：“柳仪曹有云：‘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诚哉是言也!盖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负夸多斗靡之病，无抽关启钥之要。”^[20]宋濂在其晚年又进一步总结道：“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生民主，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21](《金刚般若经新解序》)

儒释一贯的宋濂，在出仕后以儒为主，为明王朝的开国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与敬重，曾当着朝臣的面这样称誉宋濂：“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景濂事朕十九年，未曾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不谓君子人乎?抑可谓贤乎?”^[22]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濂不失时机地做到了儒释并举，除了乐此不疲于“以文辞为佛事”外，宋濂总是抓住机会与曾经做过和尚的朱元璋研习佛法，且成功地影响了朱元璋儒释并重的治国思想：“钦惟皇上以生知之圣，一观辄悟，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斯心也，即如来拯度群生之心也，何其盛哉!”^[23](《新刻楞伽经序》)“皇上自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礼乐刑政，粲然备举。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无所不用其极。今又彰明内典，以资化导，唯恐一夫不获其所，其设心措虑，实与诸佛同一慈悯有情，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者也，于戏盛哉!”^[24](《〈金刚般若经新解〉序》)朱元璋三教并重的思想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宋濂的努力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朱元璋在《三教论》中宣扬的就是儒道释一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