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口吻与实录风格

《醒世姻缘传》多处用了一些明人口吻的称谓，如“本朝正统年间”(引起)，“永乐爷”“正统爷”(第五回)、“我太祖爷”“天顺爷”(第二十七回)、“我朝”(第十六、六十二回)等等，坚持成书清代说的研究者对此可能不以为然，如《金瓶梅》之类假托前朝来进行本朝叙事的确实很多，可与《金瓶梅》叙事时空的虚拟性大不相同的是，《醒世姻缘传》作者十分注重真实性，人物、情节、时间、地点等无一例外，其凡例充分表明了作者的这一创作特色：“本传晁源、狄宗羽、童姬、薛媪，皆非本姓，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本传凡有懿美扬阐，不敢稍遗，惟有劣迹描绘，多为挂漏，以为赏重而罚轻”“本传凡语涉闺门，事关床笫，略为点缀而止，不以淫攘语博人传笑，揭他人帷箔之渐”“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扢扬，不必病其牵合”^[1]。我们知道，凡例非作者亲自操刀不可，他人无法代为，相比序言来说可信度更高，这里作者既强调“其事有据，其人可征”，又承认“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就是说为了创作的需要，既追求真实，又不完全拘泥于生活事实，有时会灵活地剪裁、组合，但这样的情况仅仅是“间有”，就是说作品带有很强的实录风格，虽然也不排除艺术真实的努力与成分，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作者在《醒世姻缘传》凡例中的这些强烈“声明”。

《醒世姻缘传》两世姻缘的故事发生在明正统至成化年间，第三十一回又出现了明末的李粹然，前后相距100多年，显然作者应该是明末人，之所以要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正统至成化年间，因为那个时段正是明代世风堕落的转折点，这一明史上的世情巨变很适合表现作品的主题。第二十四回写英宗复辟即天顺时期古风盎然的明水村，显然是作者对明水以往的西周式的世外桃源生活的遥想，属于虚笔，因为作者实际面对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日渐糜烂的社会现实。作品中多次写到的天灾人祸，其实大多发生在明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与崇祯年间，可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作者把它们都前移到了成化前后，而明末的李粹然又因为是拯救灾民的循吏代表，所以作者也把他和天灾一起前移了100多年。如此看来，《醒世姻缘传》是基于明代的社会现实而进行的再加工创作，作品的立足点主要是道德而不是政治，虽然其中也有对明代中后期黑暗现实的暴露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但作者面对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时，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来进行思考的，而作者借以拯救这堕落社会的主要法宝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与清中叶相继出现的《姑妄言》《林兰香》《绿野仙踪》等拿明朝说事的小说不同的是，《醒世姻缘传》是名副其实的明朝叙事，作品中不仅出现了“本朝”“我朝”等完全明人口吻的字眼，而且还有“太祖爷”“天顺爷”“成化爷”等敬称，很难想象这样的用语出现在清初人创作的小说中，因为不仅严峻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局势不容许，而且这本身也不合人情常理，再加之稍后出现的《姑妄言》《林兰香》《绿野仙踪》等小说都是直接用“大明”“明朝”“前朝”等字眼来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醒世姻缘传》的创作不应延迟进清代，当然其传抄乃至刊刻则很可能始于清初。弄清作者的真实信息固然重要，可探准作品的真实底蕴其实更加重要，研究的重点应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