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朴的浪漫气质与现代思想
大凡文学家皆有浪漫气质，只是浓淡不同而已。浪漫是灵魂的一种向上的冲动，而与庸俗为敌，浪漫者重想象与情感，活在自己圣洁的精神王国里，而与世俗难以融洽甚至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浪漫是一种先天性气质，而不是后天习得的。从古代的屈原、李白、龚自珍到现代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再到西方的雨果、歌德、普希金，浪漫气质造就了一个个天才般的伟大诗人与作家，照亮了古今中外文学的天空，而成为人类文明的脊梁。《诗法源流》云：“诗者，原于德性，发于才情，心声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学而神意不可学。”[3]所以前人感叹杜诗可学，而李诗不可学，其关键的一点就是李白难以复制的浪漫气质。同样富有浪漫气质的郁达夫可谓曾朴难得的知音，虽然他们交往不多，但曾朴的浪漫天性却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温和，十分的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慰抚。有一次记得是张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鲁男子》里的某一节记叙，先生就露现了这一种笑容;当时在他左右的人，大约都不曾注意及此，我从侧面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这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的一样。”[4]
曾朴虽然也是一个传统文士，可他自小就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浪漫个性与气质。正如他晚年所自我总结的那样：“我的一生完全给感情支配着，给幻想包围着;在幻想包围中，我决不能满意眼前的环境，在感情支配下，我就充实了冲破藩笼的勇气。”[5]首先，少时的曾朴就不喜欢读枯燥的四书五经，而嗜好形象化的小说。《曾朴年谱》记云：“十三四岁时，经名儒潘子昭先生的指导，开始课艺的研讨，然先生笃好文艺，每背人窃读名家说部以及笔记杂集，当时目为斫丧性灵的书籍，虽师长叱责不顾焉。实则先生的文学基础，就在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动中打定的，可是师长都不知道。”[6]在曾朴的自传体小说《鲁男子》中，作者这样描写自己早年的读书情景：“鲁男子生性十分聪明，只是十分淘气，记性很好，只是有些贪多嚼不烂，悟性也还可以，只是常常见异思迁。开首读《大学》《中庸》时候，糊糊涂涂不过依着先生教的腔调，并不是读，是唱;读到《论语》《孟子》，便觉厌烦;后来换上《易经》《尚书》，越读越不懂，不是厌烦，简直怨恨，心里不自觉的起了反抗，不愿意依头顺脑做鹦哥般学舌了。……在那时候的鲁男子，惟一痛苦是读书，然惟一快乐却是听书。……鲁男子渐渐地觉得听人讲书不大满足了，要自己看书，不免在他祖母书桌里偷了几种他看得下的像《来生福》等类的唱本，藏在书桌抽屉里，得空就偷着看。后来唱本看腻烦了，进一步换看平话;从《封神榜》《列国志》《西游记》《镜花缘》，一直看到半文言半白话的《三国演义》。”[7]再然后就是偷看他父亲收藏的《红楼梦》与《野叟曝言》而被父亲训斥。爱听书，爱看小说，这一切还只是曾朴浪漫天性的初步体现。
重感情与好想象是浪漫气质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曾朴年谱》有云：“先生诚挚的热情，已找到了一位恋爱的对象——是他一生最倾心爱慕的恋人，是他到六十多岁暮年时还惓惓于怀的爱宠——不幸宗法的社会，不容许他那种奔放热情的流露，结果，他是被斥为狂妄，为浮薄，而遭受了恋爱上没世难忘的创痛。这个创痛，他永远隐忍着，直到五十多岁创办真美善书店的时候，才借着《鲁男子》第一部《恋》，以小说的形态，尽情宣露了出来。所以这一部小说，可以算他青年时期的自传，也可以算他晚年回忆的忏悔录。”[8]曾朴在自己的《病夫日记》中回忆道：“我幼年时，感情极丰富，性欲也极强烈，我和T的恋爱，只为尊重她，始终保守着纯洁，没有犯她的童贞，这是真的，但我的受苦是大了。……后来我和T婚姻问题，已绝了望，我病了一场，精神颓唐到万分。”而只有读了《鲁男子》之后，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曾朴感情真挚而强烈的程度，跟歌德的自传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曾朴对自己的情感与想象力也深以为然：“鲁男子的同情心是极丰富的，讲到《岳传》，自己便认做岳武穆，讲到《征东传》，自己便算是薛仁贵，唱着《天雨花》，好像就是左维明，唱到《安邦志》，好像就是赵安。……鲁男子的想象力本来非常强盛。他把几年来偷看的书得到的印象，从前是想拿动作来表现的，现在却集中起来，搅和在‘自我’的范畴里，只想拿想象来在脑海里逐日一段一段的表现了。”[9]
充满真诚与热情乃至激情，重感性而轻理性，可谓浪漫气质的重要标签，曾朴的为人处世无疑是这种浪漫个性的生动注脚。曾虚白这样描写父亲：“这是先生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对事对人总是十万分的专，十万分的诚。凭着他一股热情，凡是他爱好的，他可以舍弃一切，牺牲一切，非得到他自己的满足，不肯罢休。在这一点上，他是勇敢迈进，绝对没有妥洽性的。”[10]比如曾朴对法国文学特别是雨果的迷恋，在阅读、翻译雨果等法国作家的作品时，他异常投入，如痴如醉，乃至大病一场：“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11]再比如他当年进总理衙门受挫被侮，而愤然出京，《曾朴年谱》这样写道：“连夜套车襆被出都，悻悻之情，不能自已也。出东便门，行若干里，适值永定河发水，田野漫溢，不辨轨迹，乃弃车乘马，宁颠踬以前，不愿迥辔再入都门矣，当时先生的愤懑如此。一日行程，时云暮矣，行抵杨村附近，先生实已困惫不堪，据鞍朦胧，不觉竟打起盹来，不料一个倒栽葱竟翻下马鞍，跌在一二尺深的水淖里。”[12]像曾朴这样的举动显然就不仅仅是年轻气盛的问题了，而主要是性格使然。
曾朴从仕途退出后还到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与杂志，并非是要赚钱，而是其浪漫的文学天性所致：“开书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风沙龙的空气。……先生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谈话会。那时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觉只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13]而晚年经常生病的曾朴又以种花怡情。总之，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创作翻译，曾朴身上始终都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质。
浪漫气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世俗的反抗与决裂，表现在曾朴的身上就是其鲜明的现代思想。从屈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自放，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傲，再到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的狂狷，无不是其浪漫气质的自然流露，而一致地表现为与世俗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叛逆人格。诗言志，从曾朴青年时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他与屈原、李白心声的强烈共鸣。曾朴虽然迫于父命曾屡入科场，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却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感与厌恶，所以才会有会试时故意泼墨污卷，写下《试卷被墨污投笔慨然题二律》后昂然离场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举，诗中“功名不合此中求”之句更是明白地宣告了自己跟传统与世俗的彻底决裂。他在《赴试学院放歌》中就表示了对汲汲于功名的士子的鄙视和自己的无奈：“丈夫生不能腰佩六国玺，死当头颅行万里，胡为碌碌记姓名，日夜埋头事文史!文章于道本未尊，况又揣摩取金紫，笑我今亦逐队来，未能免俗聊复尔。”[14]曾朴对传统的反抗，有着多重的原因，浪漫气质只是内因，晚清腐败的时代大环境和宗法社会对他初恋的扼杀则是两个重要的外因，而西风东渐则让几乎窒息的曾朴找到了新的精神出口。
曾朴特别反对封建迷信，居家守孝期间，曾因办学而与地方守旧势力发生过冲突。《曾朴年谱》记载：“常熟素称文风最盛的一邑，据父老传说，文化的所以盛自有它风水的关系，因为在城东有一座方塔，这是激发文风绵绵不绝的建筑，这座塔不坏，常熟的文人是不会断的，一旦崩坏，文风歇绝，可以预卜，凡是老辈多确信之，所以修塔就有了指定的专款。孟朴先生当然不信这些迷信的谰言，以为办学校才是真正振兴文风的事业，这一笔无稽的浪费，正可移来补充经济十分拮据的小学经费，于是据理力争而引起了老辈们群起的排击，甚至联名电请省当局，驱逐先生出境，说先生是一个只会做小说的浮薄少年，怎可叫他担当办教育的重任。”[15]而《孽海花》开篇就直斥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与野蛮：“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16]《鲁男子》中借云凤之口继续抨击祖宗及因果报应等迷信的荒谬：“祖宗不是已死去的人吗?是失去了意志，消灭了思想，腐烂了血肉，人们永看不见的一具骨架，怎么会来管我们活人的闲帐(账)?拆穿西洋镜，不过古来几个聪明人的暗弄玄虚，和如来，天主一样，造成一种无形的偶像，来做驯服子孙的一架永不开栅的鸟笼。”[17]不仅如此，还进一步以现代科学精神来重新定义人的姓氏：“我不懂什么叫做姓，一个姓不过人群里一种分别的符号，和一、二、三，数目字一样的用法，没有重大意义。譬如开一爿店，挂一块招牌，便由主顾的辨认，至于店的本身，有招牌也是店，没有招牌，还是店，换一句话说，有姓是这个人，没有姓还是这个人，丝毫没有变动;后来姓的尊重，就像开店一样，有了资本和声名，一有这些，便成了物质的传授，所以姓也有了遗产和族望的遗传。像我呢，根本就不需要遗产和族望，只知道保有我的意志;做强盗也是我，做圣贤也是我，若讲到女性，我要做做娼妓也可以，我要做做修女或童贞也可以，都不干人家一点儿事;人们偏要把竖、画、点、撇，构成没灵魂的姓字，来拘束我的自由，我实在死也不懂。”[18]虽然曾朴后来研究佛经后也能从佛教的视角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如今且把佛说来做我书的注脚，我说的外现环境，就是五蕴里的色蕴，内在环境，就是五蕴里的受和想二蕴，善恶的行为，就是五蕴里的行蕴，人生的认识，就是识蕴，人生跳不出五蕴，所以也跳不出环境。无论你大英雄，大奸慝，惊天动地的干，费尽气力，只得到苦谛，无论你大哲学家，大破坏家，翻江倒海的说，绞尽脑筋，还是遍计所执;本来整个的人生，全是承苦器，我不过把《鲁男子》来做苦器的总模型，在这苦器里渗漏出来点点滴滴的血泪罢了。”[19]但他反对迷信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面对胡适指责小说林本《孽海花》第八回有关烟台孽报含有迷信意味的批评，曾朴的《孽海花》真美善本不仅删去了相关的迷信描写，将原版的“耳鬓厮磨的端相的不了，正在出神，忽然见彩云粉颈中一线红圈，明若胭脂，细若丝缕，不禁诧异道：‘你颈上红丝一条，是染的么?’彩云笑道：‘这是我胎里带来的，擦也擦不掉，染的哪里有如此鲜明呢?’雯青听了，垂下头去，颜色渐渐惨淡，不知不觉两股热泪，从眼眶中直滚下来”直接删为真美善本的“耳鬓厮磨的端相的不了，不知不觉两股热泪，从眼眶中直滚下来”，[20]而且还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的序文中用西方文学的话语专门对此作了回应：“我以为小说中对于这种含有神秘的事是常有的。……近代象征主义的作品，迷离神怪的描写，更数见不鲜，似不能概斥它做迷信。只要作品的精神上，并非真有引起此观念的印感就是了。”[21]可见，曾朴一直都是站在现代科学与西方文学的立场上反对封建迷信的，这里正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现代文明姿态。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充满着揭露与批判封建社会的离经叛道的现代精神，曾朴主要就是被这一点所吸引而迷恋法国现代文学的，他选译雨果的戏剧代表作《欧那尼》，正是因为该作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大胆批判，而对雨果另一戏剧名著《吕伯兰》的翻译，也是如此：“那时我正服务于南京，我时时感觉着执政的贪黩，军阀的专横，比起西班牙查理第二时代很有几分相像。我被这种思想驱迫，再拿吕伯兰特拉姆反复的诵读，觉得它上头的话句句是我心里要说的。”[22]
对于曾朴的浪漫人格与现代思想，他的亲人们其实最有发言权。曾朴去世后，他的儿子曾虚白等一起做了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长篇祭文《哀父》，其中有一段文字可谓曾朴一生的生动写照：“爸爸，人家说您是政治家，是理财家，可是我始终认定您是一个文学家，是现代文坛最纯粹最伟大的浪漫文学的宗匠;您思想的超越现实，您热情的弥纶万象，再加上处事待人的专恳诚挚，对于物质享受的淡漠寡欢，遇到危难时的勇往直前，爸爸，您的一生是浸淫在自己幻想所结构的天地中，您的生活是包裹在自己热情所打起的浪潮里;这一切浪漫文学必具的特殊色彩，您有生时就挟之以俱来，求之世界文坛，只有法国的嚣俄(雨果)可以跟您作并肩的比拟，这就难怪您恋恋于这大文豪的生活和作品，备致您倾倒之忱了。”[23]曾朴，诚可谓中国的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