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之辨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久弥新的重要话题之一，在本人的《论冯梦龙〈三言〉的雅俗整合》一文中已有论证，这里述其大概。由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由“道心”“人心”的对立，到“天理”“人欲”的对立，是儒家道统思想发展的一大跨越，但遗憾的是雅俗问题的研究没能明确地跟这一思想成果挂上钩。本人认为，所谓雅、俗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只可惜迄今为止人们依然没有对此形成共识而众说纷纭。雅俗是对立的，可雅俗的标准又是相对的，比如在儒家看来，君子是雅，小人是俗，可在道家看来，儒家的有为是俗，道家的无为才是雅，当然在释家眼里，儒道都还有点俗，只有真正看破放下自在才是雅。在具体的个人身上，雅、俗也是辩证的，道心或天理越强，则人心或人欲越弱，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是道心与人心的统一体，只是大多时候人心占了绝对优势，甚至人心遮蔽了道心，即所谓丧失天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雅俗异势，雅少俗多，或曲高和寡，或俗不可耐，而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实属罕见。

何谓“雅俗共赏”?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其实人们对其真正内涵往往不甚了了，所以进一步的分析、界定很有必要。《现代汉语词典》“雅俗共赏”条目为：“文化高的人和文化低的人都能欣赏。”这里把文化作为区别雅俗的标准，有一定道理，但只是间接的、大致的标准，因为有时候文化高的不一定就雅，文化低的不一定就俗，所以最直接、最根本的标准还是道心或天理与人心或人欲的孰轻孰重、孰强孰弱。人有雅俗，作品也有雅俗，雅人好雅，俗人就俗，当无异议。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开篇就以陶渊明为例说雅：“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的。”^[2]俗人当然是不会欣赏像陶渊明这样雅人、“素心人”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雅诗的，而像陶渊明这样的雅人、“素心人”也不会欣赏下里巴人的，那么何以“雅俗共赏”呢?

我们先看看朱自清是怎样论证“雅俗共赏”的。朱自清的思路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他通过对诗、词、曲、文、小说、戏曲等雅俗演变的梳理，认为雅士适当降低些标准，俗人适当提高些趣味，这样就能实现“雅俗共赏”。他说：“‘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3]他认为诗比词雅，而词又比曲雅，宋诗、宋文通过“俗化”而走上“雅俗共赏”的道路，他说：“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4]朱自清认为，越雅就越难以“共赏”，因为现实中毕竟还是俗人多雅人少，要解决雅、俗的矛盾，要实现“雅俗共赏”，只有雅、俗双方都作些让步才有可能：“‘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5]总之，在朱自清看来，太雅或太俗都是不可取的，中庸的雅俗共赏才是正道，换句话说，就是“雅俗共赏”的对象必须符合一个共同的标准——不雅又不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此类作品，但《红楼梦》却不是，因为事实上还存在另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这将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本文认为，中庸的雅俗共赏的实现，除了朱自清先生所阐明的“屈雅就俗”这种常见的方法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红楼梦》的方法——“雅俗兼备”，就是在作品中既有大雅，又有大俗，当然更多的是既雅又俗，让欣赏者各取所需，这才是真正的雅俗共赏。这样的雅俗共赏的对象，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作品，而实际接受过程却是雅人赏雅，俗人赏俗，似有矛盾，却不冲突，均有收获，皆大欢喜，雅与俗就这样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而使得作品成为一座无尽的宝藏，显然这样的作品是极其罕见的，《红楼梦》的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雅俗共赏有两条路径：一是“屈雅就俗”，这是较容易实现而常用的;二是“雅俗兼备”，这是非大手笔、天才、奇才而难以做到的，可遇而不可求，是真正的千古绝唱。